不同的学者对于浙学有不同的界定方式。最广义的浙学，可以被理解为渊源于古越、兴起于两宋，经过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业而言，浙学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浙江省的地理空间内，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明的出现，先民很早就有丰富的文化与文明的创造。历史上，北方屡生变乱，导致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不断南移。靖康之乱后，宋朝政治中心南移，孔氏南宗落在衢州。由此，浙学具有了加速兴起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条件。

　　从宋到清，经过科举制度的中介，浙江的学人往往在全国的舞台上流动，由此塑造了浙学胸怀天下、关注政治共同体整合本源之道的品格。以南宋为例，浙学代表吕祖谦、叶适、陈亮均反对偏安江南，其主张背后，实际上是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坚持。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浙江的学人活跃在全国舞台上，将他们接触到的最新思想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深入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三位具有深厚浙学背景的近代浙江学人。

　　第一位是章太炎先生。就对中华民族的思考而言，章太炎留下了很多思想资源，略举几例：

　　首先，他提出“历史民族”的论述，这一概念反思对文化的静态论述，特别强调各个族群经过互动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动态过程，而历史叙事是维持民族认同、激活政治自觉的重要因素。尽管太炎先生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论述值得商榷，但这一概念可以在原理层面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带来很多启发。

　　第二，太炎先生重视汉字作为历史叙事载体的意义，反对汉字的拉丁化。他认为汉字可以超越不同的语音系统，沟通不同的地域和族群，从而维系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重要实践背后的原理。

　　第三，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反对那种认为自己进化程度最高，所以自然有资格统治别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他提出了“俱分进化论”，认为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善与恶、苦与乐一并进化。这一思想为世界各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位是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绍兴山阴县人，作为清代翰林，旧学功底很深，在北大任职期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蔡元培先生对于民族学的学科建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曾受命组建中央研究院并出任院长，亲自担任了民族学组组长兼研究员，组织了大量民族研究工作，包括对浙江畲族的研究。

　　蔡元培先生很早就提出“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认识到宗教的排他性会阻碍不同人群的交往，而审美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共通性。民族学是他深入研究审美的一个切入点，通过考察民族文化整体及其历史演变历程，把握差异中的共通性。越到晚年，他越是重视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先生又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中主张应寻求“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一方面博取众长激活本民族的文明，谋求本民族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要谋求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第三位是范文澜先生，绍兴山阴县人。他在北大学习时深受章太炎弟子黄侃的影响，毕业后又担任过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他曾在北大任教，后奔赴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来撰写中国通史，推进了对中国民族历史叙事的探索。

　　范文澜先生从经济基础入手，探讨各民族如何通过斗争走向融合。他指出，广大的中国疆域是许多已经消失的和现在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过数千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甚至汉族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如同黄河，沿途吸收大小河流，最后形成大河。他还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压迫与外国侵略、共同捍卫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

　　上述三位学者，人生大部分时间在浙江之外度过，但他们的学问又确实有着深厚的浙学血脉。他们继承了清朝浙东经史之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新的思想资源，融会贯通，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新认识、新论述。他们融通古今中西的思想活动，可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在今天，浙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野下，浙学胸怀天下、关注政治共同体整合本源之道的品格，弥足珍贵。浙学中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之道的思想资源，值得深入挖掘，细致总结。

　　（ 9月7日，由浙江省民宗委、国家民委“道中华”文宣平台、中国民族报社主办，杭州市委统战部、杭州市民宗局、余杭区委统战部（民宗局）共同承办的中华文明起源——“道中华”良渚行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举行。本文为活动主旨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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