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朝在继承“大一统”理念的基础上采取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甘肃作为明朝经略西部的重要区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平凝聚的历史特征。

　　鲁土司衙门远景。来源：永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创新边疆治理模式

　　在开明、柔性的民族政策推动下，明朝政府以和平方式将边疆地区纳入有效管辖范围，完成了“天下”秩序的重新构建。明朝的边疆治理政策较为灵活，丰富了都司、卫、所中的武职制度，创新发展了“大一统”治理体系。

　　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占据了大夏河流域。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恰好处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处，属于中原王朝经略西部的重要区域。明朝首先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建立起武靖、高昌、岐山三大番卫，随后设立了岐宁卫、西平卫、西宁卫、西凉卫等一系列军卫，广泛吸纳各民族共同治理西北边疆。洪武十年（1377年），西北大部分军卫被改造为普通军卫，标志着明朝西北经略发生了战略上的新变化。

　　明朝巩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以后，不愿继续向西用兵，转而采取柔和手段笼络前朝王公贵族。从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建设，明朝在嘉峪关以西、祁连山以南、青海以北，西至敦煌、哈密一带，设立了七大军卫，称“关西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也称“蒙古七卫”。到嘉靖三年（1524年），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

　　关西七卫的设置，将东察合台汗国以东、嘉峪关以西的地区纳入管辖范围，对拱卫明朝西北边疆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方面，保障了丝绸之路畅通，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从永乐四年（1406年）建立哈密卫到成化九年（1473年）的60多年间，明朝西部边疆相对安宁和平，边防巩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军事方面，关西七卫作为明朝的防御屏障，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理。社会方面，关西七卫所辖范围之内生活着多个民族，各民族往来频繁，促进了民族交融。

　　强化央地从属关系

　　唐代以来，中原王朝由于缺乏马匹，与西部地区形成了以茶马贸易为核心的贸易格局。明朝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卫藏、昌都等地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在青藏高原地区实行上纳贡物的赋税制度。

　　《明史·西域传二·曲先卫》记载：“明初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沙州诸卫，给之金牌，令岁以马易茶，谓之差发。”“给之金牌”就是金牌信符制，其核心是确保有固定数量的马匹上纳朝廷，为朝廷提供“差发马赋”，也就是以马代赋的税。为保证茶马互市渠道顺畅，明初推行纳马金牌制，嘉靖以后推行纳马勘合制，因此，明代茶马互市也可分为金牌制时期和勘合制时期。

　　明朝对甘青地区征收“差发马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标志着中央王朝对甘青民族地区的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是明朝对西北地区实施柔性统治、强化中央与地方经济联系的明显成就，从赋税制度的角度反映出“大一统”不断发展的历史潮流。

　　明朝外交家侯显出生于甘南，《明史》称赞他“有才辩，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侯显曾多次深入西藏地区，招谕、安抚当地有影响力的僧俗头面人物，宣传明朝治藏政策，代表中央王朝进行检查、监督，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此外，侯显两次随郑和下西洋，并率领船队到达榜葛剌（孟加拉）建立友好关系。

　　永登鲁土司衙门前的牌坊匾额上写着“世笃忠诚”。 来源：鲁土司衙门博物馆

　　土司“世笃忠诚”彰显国家向心力

　　明朝时期，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归附内迁的行为常被称作“慕义向化（华）”。也就是说，各民族由于倾慕、向往中原地区，而主动臣服于明朝，愿为明朝效力。“慕义向化（华）”的家族在明朝为数众多，甘肃永登鲁土司就是典型代表。

　　鲁氏先民早在元代就驻扎于西大通地区（今甘肃永登县西南）。第一代鲁土司脱欢，自称系元朝之安定王兼平章政事。洪武四年（1371年），脱欢率部投诚，明朝置其于永登连城。后来其家族因战功获赐姓“鲁”，世袭连城土司。

　　鲁土司家规家训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如，鲁土司衙门牌坊上的“世笃忠诚”匾额、祖先堂“效忠以纯”匾额、二堂“忠孝传家”匾额等，均表达了鲁土司效忠朝廷、忠义爱国的政治追求。鲁土司家族非常重视教育，衙门东路建有书院学堂，制定有读书规章；仿效中原大家族编纂《鲁氏忠贞录》《鲁氏家谱》《重续鲁氏家谱》《鲁氏世谱》等，详细记载历代鲁土司效忠事迹等。明清史书将鲁土司与其他土司进行对比，认为鲁土司更加重视文化教育，高度认同儒家文化。

　　历代鲁土司不断完善地方治理，积极朝贡、朝觐，参与明朝征战等活动，一直受到明朝重视，并有族人跻身明朝武职最高层级。鲁氏家族武官长盛不衰的现象，表明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方面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以土官土军为基础建立的西北土司制度，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灵活性，彰显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烈向心力。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教授，本文系甘肃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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