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担当者，素以善于经商著称。唐代，有大量商人、使臣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地区，并在这里居住生活，其中有许多来自康、安、曹、石、米等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留居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旧唐书·李抱玉传》）。从唐代墓志文献中，可以一窥入华粟特人崇尚儒学、科举入仕的情况。

　　唐代虞弘墓石龛内雕绘的两个粟特男子，一人抱酒坛，一人捧食盒。 来源：山西博物院

　　《康文通墓志》载，康文通卒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春秋年七十九”，他一生“修身践言，非礼不动。温厚谦让，唯义而行。于是晦迹丘园，留心坟籍。……讲习诗礼，敦劝子孙。”可见，康文通对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是较深的，不仅自己修身践言，留心古代典籍，而且教导子孙学习儒家经典。

　　《康敬本墓志》载，康敬本在贞观年间“乡贡光国，射策高第，授文林郎”。虽然墓志没有明确说康敬本在哪一年射策高第（即明经登第，明经科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能力），但可以知道，在贞观年间，有粟特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可见部分入华粟特人的儒学修养已经得到了不小的提升。据墓志所记，康敬本学问极好，“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这里的“十翼”是指《周易》的十篇传文，“六义”指《诗经》中的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与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

　　《大唐故安府君史夫人墓志铭并序》载，墓主人安思温“博学聪惠，遇物多能。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回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他不仅精通儒释之学，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隶书与篆书。有学者指出，志主安思温与妻子史夫人是粟特安氏与史氏的联姻，安思温是一名汉化程度很高的粟特人后裔，俨然一位品行出众、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的士大夫形象。

　　《郑岩墓志》记载，郑岩卒于天宝十一载（752年），时年虚岁65。他“年十四，明经擢弟（第），弱冠署临河尉”。也就是说，他14岁考取了明经科，20岁时成为临河县尉。明经科的考试以记诵为主，郑岩14岁中第，说明他天资聪慧。郑岩六代祖名盘陁，盘陁是隋唐时期中亚粟特男子常用名的音译，推测其应为昭武诸国人。郑岩先祖是南北朝时期定居中原的粟特贵族，其后裔与汉人郑氏祖先通谱而更姓，并与士人通婚。

　　《何文哲墓志》记载，何文哲去世的时间为大和四年（830年），享年67岁。他在唐敬宗时，曾两次参加平定宫廷变乱，功劳显赫。其夫人有二位，皆为康氏，有子六人，儒学修养高，比如儿子贞“气禀清明，学参邹鲁”，儿子实“秀而不稔，已兴叹于宣尼”，儿子赞“年方嗜学，卓尔生刍”。可见，入华粟特人父祖为武将者，子孙渐渐对儒学多有修习，以科举为晋升之路，显示出入华粟特人家族仕宦出现了由武向文的转变。尤其是子孙众多的家族，他们的后代之间已经有了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分工，即长子多继承父祖之业为武将，幼子则习文儒，志在科举之业，成为文官，进入朝堂。

　　《米文辩墓志》载，米文辩“有四子，长存遇，登仕郎、试左武卫骑曹参军、经略副使；仲存简，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节度要籍、兼词令官……季存实，幼曰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可见，米文辩两位幼子米存实与米存贤皆学习礼经，并以期乡秀，另外一个儿子米存简兼词令官，亦可知其学问很好。一般来说，藩镇军将家族多以武为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将的后代也开始改变仕宦方式，重视学问，修习礼乐诗文，以满足他们为官为将的需求。

　　《唐故仓部郎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没有提到墓主人的名字，而是称其为康公。康公“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他在会昌元年（841年）进士及第，并在“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此后多次任职秘书省，可见其学识之高。康公育有多个子女，“长曰齐，乡贡进士。次曰颜，乡贡进士。次曰言，明经及第”。可见，康公与三子都得过科举功名，足见康公家族与儒学、科举的联系。

　　隋唐时期，科举成为人才选拔制度，世家大族、高门贵姓以及庶人子弟皆以科举为晋升之途。入华粟特人为适应新的环境，长久地融入中原社会，必然也要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

　　现已发现的大量墓志文献，是认识、了解入华粟特人的宝贵材料，使我们可以穿越千年而得见唐代众多入华粟特人学习儒学、参加科举的往事。时光流转，长河漫漫，入华粟特人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接受程度越来越深，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本文系甘肃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阶段性成果。）

• 前一则: 赓续“齐心协力建包钢”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