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在近代出现的，但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中华大地上持续发生着。在先秦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交融表现出路径的多元与层次的螺旋式上升等特征，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精彩篇章。

秦人的迁徙与民族交融

　　先秦时期，秦国是重要的民族交融中心。秦人源出东夷嬴姓集团，在夏商时期不断向西部迁徙。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秦人与沿途各族群互动融合，有一些秦人散落在沿途各地，也有一些沿途的人群加入。周代中期，秦人定居在甘肃东部时，已经经历了多重融合。

　　秦人到达甘肃时，当地活跃着支属复杂的西戎。秦人建立政权后，采取和合西戎之策，与西戎通婚、重用西戎人才、吸收西戎文化，与西戎在频繁互动中不断融合。

　　西周灭亡后，周室东迁途中，秦襄公护周平王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岐山以西土地。春秋时期，秦国将国都从甘肃向关中迁移，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吸纳周朝遗民，设置吴阳上畤和下畤来祭祀黄帝与炎帝，以共同的信仰凝聚人心。

　　战国时期，秦人与诸侯争夺天下，将西北视为“故地”，称新攻取的领土为“新地”。“故地”生活着融合早期秦人、西戎各部和大量周朝遗民而成的新秦人，“新地”晋国、齐国、燕国、楚国均是区域性民族交融中心。概言之，“战国七雄”都是由周朝册封的，同属认同礼制文明的周系文明圈，是并存的多个民族交融中心，秦朝实现“大一统”后，又开始了新层次的融合历程。

河西，秦汉时期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

　　秦汉之际，中原政权的北方与西北方向，分布着东胡、匈奴、月氏、乌孙、西羌等多个游牧族群。匈奴夹在东胡与月氏之间，东胡强而月氏盛。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面对生存危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加强内部制度建设，改变了部落联盟的政治形式，推行二十四长制，统合军事力量，加强单于权力，打败了东胡与月氏，并重占河南地。

　　在匈奴的压力下，活动在河西地区的乌孙和月氏远徙西域与中亚。《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来，匈奴休屠部和浑邪部占据河西地区。这一时期，羌人、匈奴人、月氏人和乌孙人在河西地区频繁交往。

　　汉武帝时期，汉朝通过河西之战控制河西地区，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经营西域。在中原王朝的治理下，河西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深入，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河西走廊是汉朝经营西域的孔道，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供应来往使者、商团和军队所需，汉朝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这里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汉朝名将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有六万军事人员，大量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骆驼以万数，汇集于此。这样的局面加速了对河西地区的开发，流民随之而去者日增。

　　河西地区既是文化通道、经济通道，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所。秦汉时期，向西迁徙的月氏、乌孙有一小部分人留在这里，归汉内迁的匈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留下，还有生活在祁连山区的羌人，屯田戍边的汉人，散落于此的西域使臣和商人等。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河西地区发展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平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舞台。

“羌胡化”，东汉时期民族交融的一种形态

　　东汉时期，东汉与西羌部落多次发生战争，汉朝往往采取内徙政策来安置羌人。光武帝时，将投降以及俘获的羌人安置在天水、陇西和扶风等地；明帝时，将七千羌人移往三辅地区（西汉时长安京畿地区，辖境约为今陕西中部地区）；和帝时期，将六千余羌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等地。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羌人内徙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活动范围广。东汉的西部，特别是凉州，广泛分布着内徙而来的羌人，他们与生活在当地的各民族杂居共处。

　　凉州地区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各民族和平相处、相互学习、深度交融是主流。西晋《搜神记》记载，“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这里所说的“太始”，是汉武帝的年号。东汉时期，羌胡风尚在凉州依然流行，并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

　　面对水土、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凉州地区的少数民族因地制宜，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与文化风貌，这些也得到迁居于此的各族居民的效仿与学习，使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羌胡化”特征。这一特征在东汉中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夷夏互化”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中的一种形态，也是民族交融的路径之一。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甘肃省“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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