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列岛位于台湾岛西部的台湾海峡中部，由一群小火山岛组成，总面积约为160平方公里，不仅是古代人类在台湾海峡活动的天然场所，也是史前以至近代人群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跳板。澎湖的开发和建设进程，见证了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隋唐及以前澎湖与大陆的交往
对台湾海峡地质地貌的考察结果表明，在远古时期的第四纪冰期海平面下降时，福建内陆与澎湖列岛之间有陆桥相连，该陆桥是由台湾至澎湖，再由澎湖列岛南面的八罩岛等台地与台湾海滩相连，然后由台湾海滩延伸至福建东山岛。2011年，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在澎湖水道海底进行定期打捞时发现了疑似人类化石，并将其命名为“澎湖原人”。据测算，澎湖原人生活年代距今45万年至19万年，其粗壮下颚及牙齿与发现于安徽和县的40万年前直立人化石的形态特征及生活年代相近。
隋唐以前，史籍虽对澎湖有零星的记载，但往往大多难以考证、语焉不详。我国最早经略澎湖始于隋开皇年间中期（一作隋大业年间），“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唐宋之际，大陆已开始有人移居并开发澎湖。据连横《台湾通史·开辟纪》载：“及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隐居不仕，有诗行世，其《题澎湖》一诗，鬼市盐水，足写当时之景象。”施肩吾诗文这样写道，“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生动记述了他迁居澎湖期间观察到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情况。
宋元时期的澎湖开发
澎湖列岛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扼亚洲东部的海运要冲，南来北往的商船多以澎湖为停泊地，转口贸易非常繁荣。宋元之后，澎湖的开发与福建移民有密切的联系，移居到澎湖的群体主要是福建泉漳籍。
古籍文献中记载了宋代大陆沿海居民与澎湖居民共用一种货币的史实。清代台湾海防同知朱景英撰《海东札记》称：“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钱贯之，长不盈尺，重不逾二斤。相传初辟时，土中有掘出古钱千百瓮者，或云来自东粤海舶。”宋钱即指宋朝通用货币。
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宋代物品在台湾地区也有发现。台湾大学考古系教授黄土强多次到澎湖实地考察，发现大量的宋代瓷片和铜钱。他指出，澎湖所发现的历史遗址共有七处，基本上均属宋元时期遗址。遗物则以陶瓷为大宗，大多为不上釉或施少量釉的瓮罐，以及器形特殊的高瓶等。出土的高瓶数量最多，其底部略细，肩部稍粗，修腹，小颈，环口，瓶高约30厘米，口径仅二三厘米，除口部或肩部施以深褐色釉外，其余部分皆不施釉。这种高瓶为宋代民间流行的器物，曾发现于大陆沿海的宋代墓地以及福建泉州湾挖出的一艘宋代沉船中。宋墓和宋船出土的高瓶，形制与澎湖采集的完全一样。
史书记载，宋代澎湖已正式划归泉州，隶属晋江县管辖。迁居澎湖岛的大陆人除了经营渔业、牧业之外，也进行农耕种植。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载：“海中大洲号平湖，邦人就植粟、麦、麻。”明代陈学伊《谕西夷记》称：“闻之，澎湖在宋时，编户甚蕃。”“编户”是指列入官府户籍名册的居民，说明当时澎湖已在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据何乔远《闽书》引宋志云：“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推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何乔远虽未曾注明宋志之全称，但应是南宋刘颖与戴溪所纂之《清源志》。可见，南宋时福建移民已大量定居在澎湖岛，并建屋盖房、农耕捕鱼、畜养山羊，当发生争执和纠纷时，则到晋江县衙门审决。
元代，泉州、漳州一带的移民到澎湖群岛聚居人口更众。元顺帝时，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从泉州附舶出游东西洋，回来后撰成《岛夷志略》，其中真实记载了当时澎湖的情形：“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蓺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明确显示澎湖受中央管理的地方行政机构、军事机构、财政机构均已建立。
13世纪末，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泉州路同安县，并征收盐课，行使管辖权。另外，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宋代居住在澎湖岛的民众“不畜妻女”，大多是单身男人。而到元朝，当地居民或是举家从大陆迁至澎湖的，或是移民同当地居民通婚生儿育女后定居的。由此，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密切。
明清时期的澎湖地方治理
15至16世纪时，倭患海寇猖獗，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倭寇的骚扰，采取收缩防御的策略。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撤销管理台湾、澎湖行政和防务的巡检司，并把澎湖岛上的居民迁移至福建漳、泉二州，实行海禁。明嘉靖、隆庆年间，海寇曾一本、林凤等啸聚澎湖。明政府认识到澎湖的重要性，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恢复了澎湖巡检司机构，并派兵驻守。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率军入侵朝鲜，并借机侵袭澎湖，明政府决定在澎湖“设兵戍险”，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增设澎湖游兵，包括兵船二十余艘、兵员八百余名，设游总哨一员负责指挥。期间，明朝所设官兵两次击退荷兰殖民者的入侵。
1684年，清政府在福建省建制内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开发进入新时期，此后越来越多的大陆东南沿海居民渡海赴台。至1811年，台湾人口达190余万。1874年，清政府扩增台湾行政区，将其划为二府八县四厅。1885年，清政府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为当时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建造铁路，购买轮船、军舰，创立学堂、电报学堂，设立邮电局、机器局等，把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光绪《澎湖厅志》记载：“澎地米粟不生，即家常器物，无一不得济于台、厦。如市帛磁瓦、杉木、纸扎等货，则资于漳泉；糖米、薪炭则来自台郡。”显然，澎湖日常生活所需高度仰赖台湾本岛和福建各地的供给。
此外，还有记载称，“澎地自入版图，经胡、蒋诸贤吏拊字栽培，兴养立教、用宣圣天子雅化者百余载于兹；是以历年台地揭竿之徒，至四十余案，而澎则士食旧德，农服先畴，熙熙然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瘠土之人能自好善哉？鼓之舞之，辅之翼之，观感渐摩，遂成习俗。盖儒吏之泽长矣”。这说明澎湖在清代“生聚教养”政策下，地区民风日渐雅化，逐步成为“奉公守法”的教化之区，其与大陆的交往交流日渐密切，居民国家认同意识空前高涨。
澎湖列岛的开发历史，实证了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开拓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
（编辑：王琪）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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