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盟制度是蒙古诸部为了决定大事而形成的传统议事方式，为清朝统治者沿用，逐渐发展为盟旗制度。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后，准噶尔部遭受重创。长期受噶尔丹势力侵扰的喀尔喀蒙古前来归附清朝，康熙帝对喀尔喀蒙古归附采取了不计前嫌、仁慈宽和的态度，主张“喀尔喀向曾与本朝交战，穷而来归。朕并不念前罪，受而抚养之。朕济困继绝之心，不但于喀尔喀为然也。诸国有穷迫来归者，朕之抚养，皆与此同”（《清圣祖实录》卷一五〇，康熙三十年二月丁卯）。他采纳会盟传统，选择在“川原平衍，水泉清溢，去天闲刍牧之场甚近”的多伦诺尔（简称“多伦”）举行会盟。此次会盟，创造性地发展出引见宴会礼仪、赏赉、封爵、大阅等礼仪，调和了喀尔喀内部的纷争，明确了喀尔喀蒙古与清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实现了将喀尔喀蒙古置于清政府管辖下的政治目标。

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会盟纪念碑。

多伦县汇宗寺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为纪念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草原与蒙古诸部王公会盟而建。本文图片由王琪摄

　　多伦会盟礼仪

　　多伦会盟正式开始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初一日，康熙帝于五月初七日启程返京。在这短短七日之内，康熙帝将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赋予引见宴会礼、册封礼和大阅礼之中，每日的礼仪活动环环相扣，共同推向了喀尔喀内附的理想结局。

　　宴请喀尔喀各部最大规模的筵宴设于五月初二日，引见宴会礼也围绕这场筵宴发生。喀尔喀各部对康熙帝行“跪叩礼”，而不是之前迎接皇帝遣赴喀尔喀使臣时行的“蒙古礼”。当日，土谢图汗等于筵宴之前首次拜见康熙帝行三跪九叩头礼，筵宴结束后向皇帝行一跪三叩头礼。清代，在祭天、庆贺新皇登基、外藩进京朝觐等场合中，臣民对上天或君主行跪叩礼，以表示最诚挚的敬意。此处喀尔喀行礼从“蒙古礼”到“跪叩礼”的转变，反映了其自愿归顺和臣服的态度，以及双方政治地位和关系的变化。

　　册封之礼出现在五月初三日，包括康熙帝对土谢图汗等人的颁赏和封爵。皇帝赐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白银、蟒缎、织缎、袍帽、撒袋等物，再次召见土谢图汗等35人并赐宴，席间与他们亲切畅谈。喀尔喀各部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被废除，按照清朝的爵位制度，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名号。这也是康熙帝在前一日“跪叩礼”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示将喀尔喀蒙古纳入管辖的信号。需要说明的是，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汗号得以保留，与此相应的是，喀尔喀蒙古嗣后虽被纳入清朝的朝贡体系，但其贡物与内蒙古地区明显不同，仍延续了之前的九白之贡，一直实行至宣统三年（1911年）。

　　大阅之礼出现在五月初四日，当日参与阅兵的阵容庞大，所有兵士近万人。八旗满洲官兵、汉军火器营官兵和总兵官蔡元标下官兵分别列阵鸣角，炮火鸟枪之声震响山谷，将士进退威严有素，行伍布阵整齐壮丽，土谢图汗等人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纷纷向皇帝盛赞天朝军威赫濯。康熙帝对喀尔喀各部加以封赏，并于大阅次日亲自视察喀尔喀各部的穷苦人民，恩威并施，收获了喀尔喀的诚心归服。关于大阅礼仪，直至乾隆朝《大清通礼》编纂完成，清代大阅之礼的仪节形式才正式明确。在这之前，仅就康熙一朝而言，数次大阅礼的时间、地点、内容均不相同。多伦会盟中的大阅之礼也未有固定的礼仪形式作为参照。

　　多伦会盟礼仪的影响

　　康熙帝全面考量喀尔喀各部的实际情况，并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融合进礼仪活动，呈现出独创性的、契合于冲突解决的方案。多伦会盟礼仪也被写入国家典章制度之中。此次会盟所首创的“会阅仪”最早出现于雍正朝《大清会典》“礼部”的“仪制清吏司”中。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项正式记载了会盟制度，将“会盟”区分为“内扎萨克会盟”和“外扎萨克会盟”。其中，“内扎萨克会盟”中详尽地阐释了“会盟仪注”的礼仪形式，“外扎萨克会盟”的内容与雍正朝会典“礼部”之“仪制清吏司”中“会阅仪”的内容保持一致。

　　从“大一统”格局的构建与发展来看，康熙帝借助礼仪这种温和、宽平的形式，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对清政府在政治上的认同。多伦会盟后，喀尔喀蒙古开始常行会盟之典。仅康熙一朝，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四十一年（1702年）、四十九年（1710年），喀尔喀均举行了会盟。后因清朝与准噶尔之间战事连绵，喀尔喀游牧地并不固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发生罕见的雪灾，所以在康熙一朝，喀尔喀没有再会盟，直至雍正六年（1728年）恢复三年一盟。多伦会盟礼仪作为康熙帝治理蒙古地区的智慧结晶，为后世会盟提供了参照。

　　清代礼仪柔远边疆的政治功用

　　多伦会盟以和平友好的形式，化解了冲突，清政府也收获了喀尔喀各部的信任和归服。后世清政府怀柔其他边疆民族地区也多采用温和的礼仪。如，清朝与准噶尔部经历了数十年战和，自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派遣御前总管京城喇嘛班第、副扎萨克大喇嘛达尔汉楚杨托音、内阁学士众佛保等人出使准噶尔，至乾隆四年（1739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派遣哈柳、松阿岱至京师，双方数次遣使议和，就划定游牧界、互通贸易、返还罗卜藏丹津、赴藏熬茶等问题展开谈判。其间的议和礼仪推动了此后数十年和平往来新局面的到来。

　　例如，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准许噶尔丹策零的使臣达什、博济尔入正大光明殿觐见，并允诺倘若妥议和好，便答应准噶尔部使臣隔一二年可以入觐一次。

　　乾隆四年（1739年）二月十八日，噶尔丹策零使臣哈柳等辞别乾隆帝，礼节仪式遵循乾隆帝专为其设定的觐见辞行仪注，包括进出乾清宫觐见皇帝的路线、对皇帝行跪叩礼、接受赏赐银两缎匹、会见额驸策凌及筵宴等内容。

　　乾隆帝对准噶尔使臣的礼遇和优待，为双方顺利划定游牧界、和平贸易、友好往来作了铺垫。而乾隆帝要求准噶尔使臣行跪叩礼，也反映出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态度以及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

　　再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率部众万里东归，乾隆帝在谈及对土尔扈特部加以救济和赏赐时，还追忆了康熙帝对喀尔喀蒙古“济困继绝”的仁爱之政。乾隆帝认为，今日来归之土尔扈特的穷困，与当年的喀尔喀蒙古无异。他尊重厄鲁特蒙古的礼仪传统，在避暑山庄首日接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和舍楞时，行的是“抱见礼”，后授予其官服顶戴，邀其观赏“塞宴四事”，又在澹泊敬诚殿隆重赐宴，其后观瞻了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这一系列的礼仪表明，乾隆帝感动于土尔扈特部不畏艰苦，诚心来归，接纳其归服，给以优渥赏赐，土尔扈特部也正式接受了清朝的管理。

　　多伦会盟的礼仪包括觐见、筵宴、赏赐、封爵、大阅等内容，涵盖了“五礼”中宾礼、嘉礼和军礼的内容，议和礼仪、清朝接受土尔扈特归服之礼仪，均与多伦会盟礼仪相似，都具有综合性。

　　多伦会盟之礼仪是清代各民族交流融合中礼仪的缩影，与其他怀柔礼仪呼应，生动呈现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些礼仪既以前代定例或传统为参照，又因出现在特定的历史场域而设定，具有创造性，持久地发挥了政治功用，是清代统治者“和合”理念的具体实践。我们要从这类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馆员。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宫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物与史料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2&ZD23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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