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地区是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核心区域之一，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考古学家张忠培的界定，辽西地区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地区。这片区域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征，而且在与黄河流域诸文化长期互动融合过程中，愈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流

　　在距今约7000年的前仰韶时代，辽西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互动就已经开启。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最早创生出“之”字纹，这种文化因素一经形成便迅速向外扩散。向南首先到达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继而进入豫北冀南地区的磁山文化，最后直达伊洛郑州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率先开辟出一条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条文化路线，成为此后相当长时间里辽西地区与黄河流域人员往来的走廊。

　　距今7000年至6000年的仰韶时代早期，两地文化互动变得愈发紧密。活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一路向北，跨过燕山到达辽西地区，为这里的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使当地筒形罐文化系统也出现了鼎釜系统的文化因素。作为反馈，赵宝沟文化最具特点的尊形器传入半坡文化之中。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图案。孙永刚供图

　　距今60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时代中期，辽西地区与黄河流域延续着上一阶段文化交流态势，并且展现出一系列新的时代特点。考古学家苏秉琦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凝练而形象地概括了渭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辽西红山文化的特征。对于这两支考古学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苏秉琦认为，中原和燕北两大文化区的连接与融汇，最终催生了红山文化坛庙冢这样代表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最高水平的遗迹，由此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曙光。

　　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繁盛一时的庙底沟文化终结，其后裔在不同地区演变为多个新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此时，红山文化已进入最后阶段，它很快与伊洛郑州地区的秦王寨文化建立起文化往来关系，二者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引领力量。

　　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辽西地区出现了小河沿文化。它与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较之此前阶段似乎略有减弱，但壶、豆及仿生型陶器的大量出现表明，其与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联系日益增强。

　　纵观整个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自成体系，源流清晰。这里虽然距中原文化区相对较远，但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表现为多元并立与互鉴交融。特别是“华山玫瑰燕山龙”所表述的中原文化与辽西地区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有力助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

　　距今4000年左右，晋南豫西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考古学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夏家店下层文化于辽西地区强势崛起，推动了彼时方国林立局面的形成。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文化实力，二里头文化在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二里头文化曾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施加了文化影响，将明显具有礼器性质的爵、觚（gū）及鬹（guī）等器物传播至辽西地区，暗含着某种礼仪制度与价值观念的扩散，也见证了两地社会上层的往来。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将极具特点的、繁缛抽象的彩绘纹饰输送到中原地区，成为夏商时期青铜纹饰的重要素材。二者的交流，延续了两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互动传统，推动青铜时代的文化往来，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晚商时期，辽西地区出现了魏营子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赤峰地区及辽宁省西部地区发现有多处这一时期的铜器窖藏及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包括鼎、鬹、甗（yǎn）、壶、盘、鬲（lì）、卣（yǒu）等。特别是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发现了这些青铜礼器与魏营子文化典型陶器共存的证据，证明它们处于同一时期，而这些青铜器应来源于中原地区。中国考古学家乌恩岳斯图推测，这些铜器的拥有者，应是魏营子文化时期的上层贵族，他们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接受了来自中原王朝赠予的重器，两地文化联系之密切可见一斑。

　　魏营子文化之后，活跃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在辽西地区繁衍生息。夏家店上层文化以素面陶器、各类具有鲜明草原地区风格的铜器为主要特征，然而该文化一些高等级贵族大墓中也发现有成组的青铜礼器，包括鼎、簋（guǐ）、罍（léi）、壶、盉（hé）、匜（yí）、尊、盨（xǔ）等。这些由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器物，表明不仅仅是器物的向北传播，更重要的是中原王朝的礼制等政治理念在地域上的拓展。夏家店上层文化独立铸造的铜容器基本都是仿自身陶器而作，特点鲜明。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鬲上附典型中原风格的夔（kuí）龙形器耳，生动展现了两种文化走向融合的景象。

　　在青铜时代，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继续根植于原有文化传统，并积极借鉴周边地区的文化因素，进而孕育出发达的区域性文明。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力地增进了双方的活力，在物质与文化制度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

　　通过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因传承而源远流长，因吸收而异彩纷呈，因融合而兼容并蓄，因创新而生机盎然，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辽西地区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考古学文化表明，辽西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终保持着与包括中原在内的各地区的密切交流，在互动中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作者系赤峰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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