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区域”的长城带，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与长城带南北的农耕和游牧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力量碰撞的场域。

　　长城分布在半湿润区向半干旱区过渡地带。长城以南以旱地农业为主，人口众多；长城以北以畜牧业和灌溉农业为主，人口稀少。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农耕和游牧彼此有着强烈的互补性。游牧地区迫切需要用出产的畜产品和狩猎品交换农耕地区生产的粮食、茶叶、布帛及各种生活用具，而农耕地区也需要马匹、畜产品、兽皮等物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向交易的规模愈来愈大，物品种类愈来愈多。除了贸易，还有一种获取生产生活资源的方式，就是战争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长城的修筑维护了良好的农耕和游牧秩序。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通过在长城沿线修筑的许多关口进行贸易，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秦汉与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通过合市、和亲、赏赐等方式进行交流。《史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宋朝与辽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长城一线，通过“榷场贸易”“走私交易”“官使兼易”等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宋向辽输出农产品、丝织品、药材、茶叶、金银器等，辽向宋输出畜产品、土特产等。即使在双方政权对峙时期，虽然政府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场所，但民间互市依然存在。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私易无所畏惮”“私贩不能止”。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在嘉峪关关城修建后，丝绸之路再度蓬勃，贸易再度进入兴盛时期。

图为嘉峪关关城景区。　新华社发

　　明朝设置茶马司，管理中原地区与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空前繁荣。明朝《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堡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长城脚下呈现出“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繁荣景象。

　　两千多年间，农耕文化向长城以北的游牧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游牧文化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塑造了长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丰富了中华文明。长城沿线各民族在经济互通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上和谐共生的局面，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长城沿线遗留下来的众多名胜古迹，诸如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昭君墓、万佛堂石窟壁画、云冈石窟、居庸关云台、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以及出土的各类文物等，均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

　　人口迁徙是长城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杂居相处的居住模式，使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发展。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降汉以后，初分置于五原、云中、定襄等缘边八郡，后来又集中到并州、雍州等所属的六郡，与边郡的汉人杂居。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形成了关中之民“戎狄居半”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中原汉族人口迁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等地，与当地的匈奴、月氏、羌、氐等民族杂居。长城沿线各民族之间，例如匈奴与鲜卑、月氏、乌孙，鲜卑与乌桓之间，也相互杂居相处。

　　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淀，东胡、匈奴、鲜卑、羯、氐、乌桓等许多民族逐渐在历史中消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融合于汉族之中。到了清代，在长城沿线，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至察哈尔地、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汉人屯居甚密，形成了蒙古族与汉族杂居的广大半农半牧区。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长城沿线，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交流融合经久不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例如，河西走廊的绿洲，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均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繁盛之地。有专家曾生动地指出，生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汉人之中带着三分胡，胡人之中带着七分汉”。

　　长城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巨大纽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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