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海洋国土，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曾经是一个海洋强国。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和开拓进取精神，铸就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辉煌航海业绩和海洋外交成就，并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明太宗永乐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持续28年之久（1405-1433年），风帆高挂，百舸争流，远航南海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发展到巅峰，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达于鼎盛，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郑和下西洋的核心地理概念“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西洋”是哪里?这是认识郑和下西洋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基本路线及其所到的国家和地区的关键。

　　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亲历者所撰写的三部书（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我们可以得知明朝初年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是“那没黎洋”，也就是今天称为印度洋的海域。

　　马欢记述“西洋”名为“那没黎洋”：在南浡里国西北海中有—座大平顶高山，名帽山，山以西的大海是西洋，名那没黎洋。南浡里国是处于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一个古国，其西部正是浩瀚的印度洋。当然，明朝当时没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洋之名在现代才出现。“那没黎”是“南浡里”Lambri或Lamuri的对音，帽山是今天苏门答腊岛西北海上的韦岛。因此，“那没黎洋”的地理方位明确，即今印度洋。

　　郑和下西洋使得“西洋”一词凸显，此后广泛流行于明代社会，并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是郑和下西洋所到的印度洋，包括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西非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具有宽泛的海外诸国、外国之义，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认识。这样一来，遂使下西洋的初衷——下印度洋被遮蔽起来，因此，我们应该澄清本源，还原郑和下西洋的“西洋”特指“那没黎洋”，即今天印度洋的历史。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目的地是“西洋大国”古里国（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卡利卡特），那里是西洋诸国大码头。郑和下西洋属于国家航海行为，七次下西洋，七次必到古里。明人说：“郑和下番自古里始”，以古里为中心出发航向印度洋，可以归纳为5条航线：

　　古里至忽鲁谟斯国(Hormuz)，在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古里至祖法儿国（Zufar），在今阿拉伯半岛东南岸阿曼的佐法尔一带。古里至阿丹国（Aden）,今译作亚丁,在今也门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古里至剌撒国（Lasa），故地旧说在今索马里西北部的泽拉（Zeila）一带，近人认为是阿拉伯文Ra‘s对音，义为岬，即也门沙里韦恩角。古里至天方国(Mekka），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加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地而著名。

　　郑和所至“西洋诸番”，都是印度洋周边国家，处于印度洋航行与贸易的节点位置。由此，一个整体的印度洋轮廓凸显出来。

　　当时古里是在札莫林王国统治之下，如卡利卡特大学副校长古如浦所说，“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郑和航行印度洋期间将之作为第一目的地，从中可以了解到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贸易。

　　将古里放在整个印度洋范围内加以考量，第四次下西洋后，船队转向了位于波斯湾“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的西洋诸国码头——忽鲁谟斯，此后每次下西洋都必到忽鲁谟斯。古里和忽鲁谟斯都是那没黎洋的大国。从以古里为目的地到成为中转地前往忽鲁谟斯，意义在于下西洋目的地的延伸，可以视为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以古里为中心开拓的新航线。

　　郑和亲立在福建长乐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记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从海上抵于西域的这3个国家，均在印度洋周边。忽鲁谟斯国与阿丹国上文已述及，木骨都束（Magadoxo）则位于非洲东岸，即今天索马里的摩加的沙。当时中国人对印度洋的认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和准确。横越印度洋的航路，在15世纪初郑和远航之前已有，但海图关于这条航路的明确记载，则是从《郑和航海图》中记载郑和远航开始的。

　　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宝贵遗产《郑和航海图》，是海上航线图。此图原称《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包括以南京为起点的航行入海口与流域岛屿、印度洋沿岸的主要城市、港口、航线、方位、行程、距离等大量数据，以书卷的形式，在明天启年间收录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首先是从南京龙江关出发，经长江下游及中国沿岸，到福建长乐五虎门出洋，经南洋海域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海域；航海图的上半部分是印度和西亚，下半部分是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在印度洋周边国家与地区许多节点国家港口城市，都留下了航海交往的足迹。《郑和航海图》表明，郑和船队远航到达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曼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阿丹），到达非洲东部，也就是印度洋的西部，最远达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

　　从海上给陆海丝绸之路画了一个圆

　　明初中国人对“西洋”——印度洋有一个整体的视野，主要表现在对印度洋重要节点的地理认识上：

　　对于古里地理方位的认识。费信有诗云“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诗中道出“西洋大国”古里位于西域与西洋的连接点上，地位由此凸显。当时古里是东西方国际商业贸易中心，如果说下西洋去那里只有如清修《明史》所说“宣扬国威”的政治意图，是说不过去的。古里位于西域与西洋的交叉点上，由古里出发的航线在印度洋上辐射四方，古里的这一特殊方位和特性，使其成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忽鲁谟斯地理方位的认识。忽鲁谟斯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才开始访问的国家，此后直至第七次下西洋，成为每次必到之地。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明朝皇帝敕书和民间文献中出现了忽鲁谟斯的西域和西洋地理方位两属的情况，可见明朝人已将西域与西洋重合在了一起。此前的忽鲁谟斯，一直是以西域大国见称，由于下西洋的关系，改以西洋大国著称。特别是忽鲁谟斯所在的波斯湾处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往重心，也就是丝绸之路陆路和海路的交会之地，明朝人对于波斯湾头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忽鲁谟斯，显然已经出现了新的观念：从西域到西洋，标志着西洋与西域贯通的意义。

　　对于天方国地理方位的认识。明朝初年要前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的天方国，道路并不通畅，摆在明朝人面前的选择必然是海路。在当时的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就是西域之地。这种认识说明，明朝人对于西洋与西域相连接的认识已经相当明确。

　　明朝人的西洋观——海洋世界观提示我们，下西洋连通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洋，从海路前往西域，丝绸之路从海到陆，从陆到海，至此得以全面贯通，贯通的交汇之地就是西洋——印度洋。下西洋正是在印度洋上为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画了一个圆。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上，而且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明宣宗有诗“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成为海上新时代的先驱者。

　　通过下西洋，明朝从海上取得了贯通西域与西洋的结果，就此而言，下西洋也是一个“凿空”的海上壮举。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域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明朝人对于海外世界的互联互通理念和实践，在印度洋上给陆海丝绸之路画了一个圆，由此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拉开自海上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序幕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从而拉开了经济全球化的序幕。

　　郑和七次率领的庞大船队，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与欢迎的丝绸、瓷器、药材、铁器等物品，船队所至，大都是当时各国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关于郑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贸易活动，《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亲历20个国家，除了那孤儿和黎代两个小国“土无出产”外，对其他18个国家都有关于产品、流通货币、度量衡、市场价格以及交易情况的记述，对下西洋目的地古里的贸易场景更是描绘得详细生动。同时，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留存史料中也有记载，特别是郑和远航与满剌加建立的特殊关系成为下西洋的一段佳话。

　　自第一次下西洋开始，中国—满剌加—古里就是下西洋的主导航线。七下西洋，郑和每次必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曾多次亲自前来中国。其中永乐九年（1411年）的一次规模最大，由拜里迷苏剌国王亲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人来访。永乐皇帝还慷慨地赠与满剌加国王船只，使他“归国守土”。两国建立的政治上互信、贸易上互利的友好关系，成为历史上国际关系和平发展取得双赢的成功范例。郑和到满剌加，给满剌加带来了无限商机，满剌加国王同意郑和建立货场，存放货物，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满剌加从“旧不称国”“人多以渔为业”的渔村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繁荣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西方人航海东来，1511年满剌加王国灭亡，才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

　　通过贸易活动，不同文明间进行着对话与交流。从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东方记》记述的长长的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商人名单，我们可以知道满剌加作为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是名副其实的。郑和七下西洋促成了满剌加的兴起，也显示了海上交流在人类交往史中的重要作用。马六甲海峡得名于满剌加王国，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从陆地到海上的不可逆转的重大转折，具有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陆海空间转换意义。

　　人类历史虽不是开始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是人类文明史极大发展的结果。正是15世纪出现的东西方向海洋不断开拓探索的进程，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向海洋，从“西域”到“西洋”，标志中国对外交往发生从陆向海的重大倾斜；长达近30年的远航印度洋，标志人类交往发生从以亚欧大陆为重心向以海上为重心的重大转折；一个海洋的时代宣告到来，最终决定了世界的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海上诞生。到15世纪末，葡萄牙人航海东来，无独有偶，登陆地正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随后，葡萄牙人沿着郑和的海上航线，追寻到马六甲，东西方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在海上形成。

　　下西洋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依靠古代中国强盛的国力和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科技发展优势，形成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发展的强劲态势。发端于对外关系理念的变化——从陆向海的海洋世界观建立，意味着海洋世纪的来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从海上将海陆丝绸之路贯通的理念与实践是全球联通理念的前导，展现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宏大前景。郑和下西洋标志着将人类文明互动中心转移到海上，宣告了科技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时代的开始。

　　此外，经济全球化自海上始，15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世纪初开端于中国大航海，世纪末才有西方大航海。中国大航海没有占据任何海外殖民地，与后来西方海上殖民扩张占据殖民地具有本质的区别。明代“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下西洋成功的基石。

　　从历史地理视域看经济全球化图景，大航海时代自中国大航海开始，秉持西方中心论、言必称西方大航海之论应该终止了。15世纪初中国郑和大航海开始的世界性贡献应该得到彰显：海陆地理分野由此凸显，也由此消弭，海洋被赋予特殊含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心地带，是世界在海洋汇聚的嚆矢。

　　就此意义而言，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东西方交往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在全球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下西洋体现的中国和平交往“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研究——以《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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