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但已经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疆域观念；战国时期，纷争不断，孟子提出了天下“定于一”的主张；秦汉以后，“大一统”格局逐步形成和发展；及至元、明、清三朝，实现了统治疆域辽阔、政治局面稳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的局面。这一历史事实反映在学术领域尤其在史学领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纂修全国地理总志，通过这些以区域为中心、记述各区域地理面貌与历史事迹的著作，反映国家统一的盛大气象，宣扬“大一统”观念，进而巩固国家统一。

　　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割据政权林立的局面，实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大一统”观念在元朝的政治活动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元朝君臣表露出疆域一统的自豪感，赞美元朝“舆地之大，古所未有”“舆图之广，历古所无”。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命秘书监“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大臣札马剌丁奏请编纂史书以记录全国统一的历史事实，元世祖命札马剌丁、虞应龙等人搜辑各类文献资料编为志书，这就是纂修《大元一统志》的开端。

　　《大元一统志》在编纂体例上参照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全国总志，以虞应龙《统同志》为蓝本，广泛搜辑各类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等内容。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该书初步撰成，大德五年(1301年)赐名《大一统志》，大德七年（1303年）该书经增补后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又称《元一统志》《大元一统志》）。该书的名称与虞应龙《统同志》有一定渊源，后者取自汉人王吉“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表述，元世祖也称其“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盛”，《大元一统志》这一名称与之相比虽稍有变化，但都以这一言论为渊源。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诏令“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成《大明志书》。后又诏令编修《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和《寰宇通衢》，记载全国郡县建置与交通驿程。这三部全国性方志的纂修，反映出明朝统治者一统天下的意识和观念。景泰年间，明朝撰成《寰宇通志》，反映全国地理总志编修方面的新进展。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朱祁镇下诏称，“天下舆地之广，不可无纪载以备观览”，而前所成书的《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令臣僚“折衷群书，务臻精要，继成文祖之初志，用昭我朝一统之盛”。明代沿袭了元代以《一统志》反映一代全图的传统，于天顺五年（1461年）修成《大明一统志》。该书参照《大元一统志》的体例，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依府、州、县顺序，记载了各行政区划建置沿革、形胜、风俗、山川、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并载有边疆地区与周边诸国，反映出全国统一和以明朝为天下中心的观念。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对该书的编纂十分重视，特别谕令编修人员“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钜典”，“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表现出鲜明的宣扬“大一统”、巩固统治的观念。乾隆八年（1743年），全书完成，乾隆皇帝为该书作序，明确表达了该书“以昭大一统之盛”的撰述旨趣。《大清一统志》的第二次纂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此次编纂主要在于增入“西域新疆统部”，将乾隆年间巩固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绩诉诸笔端，以彰显清朝的统治盛况。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一统志》经历了第三次纂修，目的在于增补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的重要史事。《大清一统志》的三次纂修，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充分显示出清朝统治者对疆域治理的重视，反映出清朝通过编修史书宣扬“大一统”的政治意图。

　　元、明、清三朝，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愈来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无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中华治统的继承者自居，《一统志》的编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大元一统志》借鉴、吸收了前朝纂修全国地理总志的经验，并有所发挥，将元朝空前广袤的统治疆域纳入其中，意在称颂地理上的“大一统”之盛，昭示政治上的正统。《大明一统志》沿袭《大元一统志》名称和体例，表现出对元朝的认同。《大清一统志》则一改《大明一统志》视长城内外有所差别的观念，认为“声教所讫，岁时纳贽”之地都应计入版图，反映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管理的加强。元、明、清三朝纂修的《一统志》中，不仅记载有当时的盛世图景与风土人情，还记录了国家治理地方、经略边疆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