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是对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这五岭以南地区的统称，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等广大区域。这里既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和通道，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乐土。自秦汉开始，中央王朝对岭南的治理持续加强。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对岭南的开发与经略远超前代，边疆各民族从“渐慕华风”进入到“颇同中夏”、以唐人自居的新阶段。

　　北方移民南下浪潮

　　汉代以后，北方移民持续南下，为岭南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东汉末年，大量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群向南迁移，带来了各种知识、生产技术、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以及社会治理经验。东吴、南朝为了巩固政权，主动向南方各民族靠近，互通杂处、合力开发，钱币与谷帛逐渐流通。

　　历史学家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证与总结。首先，从整体局势看，东汉至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大量流动的时期，北人南迁为长江以南地区注入强大动力，新的统治者为了生存专注于领土开拓、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增加，推动辖区内各民族交融。其次，就各区域而言，三国鼎立格局中，蜀汉政权与西南的“羌人”“叟夷”“夷越”有碰撞和斗争，也有携手发展，汉人与夷、羌等民族的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于当地社会生产起到了推进作用；东吴向南开拓，面对江东至交州地区的“山越”“百越”，包括史料中的“蛮”“俚”“僚”，以设置郡县、吸纳各族百姓进入编户等方式，大力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打造出勾连各个城市的通道雏形。

　　东晋一百年间，南方经济持续发展，交通与贸易网络不断完善，钱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南朝中后期，三吴、荆、湘、梁、江、益、郢、交州等地的荒郡、远乡诸族都杂用谷帛进行交易，经济往来更加便利、多样、频繁。

　　辑志协力的开发之风

　　唐代基于前朝的交往模式、交流途径、交融基础，开创了各民族携手开发岭南、共促生产力进步的新局面。

　　以粤北连州为例，这里一度作为谪官流放之地，韩愈曾被贬至此任刺史。他在《送区册序》中写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浈阳一带，地广人稀，刀耕火种。德宗末年，刺史徐申招募农户垦耕抛荒官田（因天灾人祸而荒芜的田地）三万亩，并有计划、有差别地征税，由官府供给牛犁、种子和口粮的，按收获量收租二分之一，耕具及物资自备的，收三分之一。经过长期耕耘，粤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

　　又如，东南沿海的潮汕地区与闽西南的漳、汀地区古时被称为“蛮僚”之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同，经济比较落后。从唐朝开始，大量中原人口来到这里，各民族文化交融，形成闽南文化区。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与中原联系进一步加强。一方面，羁縻州县官吏须经唐朝任命，奉行安抚、绥靖的政策，密切经济交往；另一方面，改善岭南交通条件，是唐朝管理岭南的一项重要措施。广西曾经是交通比较闭塞的地区，至唐前期，以桂、容、邕为中心的各辖州县，基本上都有道路相通，在开辟的新区中，也修筑出不少新路线。《资治通鉴》载：“（贞观十三年）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开道，经西赵（今贵州遵义等地）出邕州，以通交、桂。”开元年间，张九龄转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期间，曾“自揽辔登涂下车，按察五岭，德化而风美”。他主持开通虔州大庾岭新路，亦称梅关路，成为岭南通往中原地区的主要干线，南北交通条件大为改观。

　　地方治理的善官良吏

　　从大量的诏令可以得知，朝廷对岭南官员的要求是清白且有才干，深谙风土民俗、知晓区域内语言、了解民间疾苦、熟悉民族关系，能够较为妥善地处理地方事务。一些中原名士到岭南为官任职期间，大力发展生产，尤其注重农业生产。

　　例如，容州刺史李去思“开置屯田五百余顷”，桂州都督王睃“堰江水，开屯田数千顷”，得到各族百姓的认可。

　　又如，岭南行军总管、漳州刺史陈元光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入闽，熟悉地方风俗、关心民众疾苦，常思边疆安宁与治理良方。他上书朝廷，请求在当地设州县以加强管理，并致力于区域治理。《漳州府志》记载，他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修水利，积极改进生产方式、改善相关设施。随着大量人口迁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曾经的“蛮僚散处之乡”变成“民僚杂处”之地，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当地推广开来。过去“林木阴翳，荆棘丛生”的荒地，经过开垦耕耘，逐渐成为良田，贸易通达、社会安定、文化交融，“千里无烽火之惊”，可谓“东南乐土”。陈元光及其后代守漳百余年，当时驻漳的大量官兵，后来大多在漳州落籍。

　　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岭南，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的辉煌一笔，有力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在“大一统”格局下，各民族同心协力建设岭南，使这片土地呈现出安宁富足、珍宝辐辏、商贾云集的景象，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聚合”“交融”已经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