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是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楚威王时，将军庄蹻入滇，把楚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加强治理，推动了民族融合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考古遗址实证云贵高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石寨山考古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由石寨山古墓群、河泊所遗址共同组成。遗址分布总面积800多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是环滇池区域最具代表性的古滇文化遗址。石寨山古墓群是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出土了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把滇池地区纳入汉朝版图。《史记》的记载与考古出土的滇王金印年代一致，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出土的西汉铜镜、玉璧、玉衣碎片等也都清晰地展示出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深入互动与交流。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河泊所遗址距石寨山古墓群不到一公里，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遗址总体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　包括河泊所及其周边大大小小的遗址点近20处，出土了大量汉代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等相关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益州郡24个县中的20个地名。此外，还集中出土带字木牍残片1300多枚，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初步确认了益州郡郡治，表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云南行使治权。这些文物与滇王金印共同印证了古滇国从相对独立的“酋邦”到成为中央王朝郡县的历史进程。石寨山考古遗址是云贵高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关键实证，为置郡之下的边疆治理及民族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古滇文化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交流融汇

　　在我们国家，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密切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石寨山古墓群从1955年至1996年先后经过5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5000余件（套）。透过这批珍贵文物，可以听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声。

　　在农业生产方式方面，古滇国时期，滇池地区青铜制作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有限，这是因为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滇池地区，铁制农具逐步取代了当地原有的青铜制农具。关于牛耕，出土的西汉时期古滇国文物虽有牛的形象，但没有耕牛形象，说明当时还没有大量使用耕牛。东汉中期以后的出土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均出现耕牛，说明中原地区的牛耕技术已传入滇池地区并用于生产。关于水利灌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文齐担任益州郡太守时，“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此外，晋宁的东汉墓中也发现过水田池塘模型，说明西汉末至东汉时期，受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的影响，滇池地区建造了水利灌溉设施，并开始大量种植水稻。

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图片来源：云南省博物馆

　　在手工业生产资料方面，铸铁器和竖机织造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西汉以前，古滇国已出现少量铁器，但铁制的工具和兵器都是锻打成型的。西汉末至东汉初，铸铁器在滇池地区广泛应用，逐步取代了青铜制作的兵器和生产工具。从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纺织场面贮贝器看，当时的织机还停留在较原始的踞织机　（腰机）阶段。踞织机通常只能织出幅宽30厘米左右的棉、麻布，而且费工费力，缝一件衣服要用多幅布拼对。当时滇池地区织出的“幅广五尺”的木棉布，应当不是用踞织机所织，而是用从中原地区传入的竖机所织。

　　在社会制度及价值观念方面，滇池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西汉中晚期，古滇国尚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铸有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买卖奴隶等场面。而到了东汉时期，当地奴隶制瓦解的迹象非常明显。昆明东郊塔密村东汉墓出土的二方“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刻石，有“直（值）□青牛五头”“北距西大道古氏”等记载，说明当时滇池地区的土地不仅有了价值，还可以买卖，而土地的私有和转让，正是封建社会区别于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水田池塘模型作为随葬品这一现象上。一般来说，随葬品都是墓主生前所有或使用过的，上述模型说明水田、池塘是墓主生前的私有财产，而这一情况在奴隶社会的古滇国时期是从未有过的。此外，晋宁发掘的东汉墓中，此前常见的青铜器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陶仓、灶、井、鸡、狗、鸭及厨庖、抚琴陶俑等随葬品，显现出更加现实的生活气息。

　　在民族关系方面，古滇国时期青铜贮贝器的盖子上出现了结髻人、编发人形象，与《史记》记载相符，此外还有北来的氐羌人、南来的越人、西来的濮人等形象。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滇池地区就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舞台。

　　战国时期至西汉，古滇文化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碰撞交流。如，古滇国居民较早使用了马镫，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盖上，就有骑士把双脚大拇指套在马鞍前垂吊的两个绳圈中作马镫的形象。此外，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其他骑马形象，也多次出现此类绳圈式马镫，说明在西汉中晚期滇池地区使用马镫的现象比较普遍。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最早的马镫发现在一件出土于湖南长沙的西晋墓葬的陶马上，这比考古发现的古滇国马镫晚了约4个世纪。又如，四川西昌、会理一带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扁平镂孔无格剑等，四川泸沽湖以北盐源等地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螺旋纹柄山字形格剑、曲刃铜矛等，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一字形格剑、威宁及赫章一带出土的青铜器，都是滇池地区考古常见的器物。

　　从庄蹻入滇，到汉武帝赐滇王金印、设益州郡，中原地区对滇池地区产生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古滇文化也显示出对中原文化强烈的向心力。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影响至今，谱写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滇池乐章。

　　（作者单位：赵敏鉴，昆明市委党校；赵程程，昆明市民宗委；夏子惠，昆明市晋宁区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唐辰昊，晋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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