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公元前8世纪，在冀中平原崛起了一个由鲜虞部族建立的政权。鲜虞是白狄的一支，早期在今陕北晋西一带活动，后来迁徙到今太行山地区。鲜虞部族的名称就来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部族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鲜虞部族日益发展壮大，成为白狄诸部首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一跃成为“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于列国争霸中崭露头角。

　　作为北方狄族的分支，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仍然保持着明显的游牧民族文化特点和风俗，一派“大风飘谷，桑麻遍野，牛马杂牧，农畜并茂”的景象，社会风气也颇为开放。中山国统治者秉持原始的山神崇拜观念，最能代表其文化特色的山字形大铜翣高度近1.2米，重56.6公斤，造型庄重，立于木柱之上，排列在帐前，作为仪仗陈设，突显了君王权威。翣是贵族彰显身份威仪的器物，列国君王普遍使用，中山王也不例外。为充分体现自身特色，他命人将铜翣首制作得很大，并且呈方正规矩的山字形，富有神秘感和震撼力。此外，还有祭拜山神的陶俑模型，奇巧别致。

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山字形器。图片来源：河北博物院

　　1974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勘探中山国都城——灵寿故城。该城面积约18平方公里，在城市功能、布局和规划等方面，与其他诸侯国都城无二，勘测发掘出城墙、宫殿区、官署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王陵墓葬区等区域，分布合理，规划整齐，堪称冀中平原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故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燕国、赵国的刀币，说明中山国与燕、赵等国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

　　贵族墓葬中常见陶鼎、陶豆、陶壶，这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盛行的礼器组合，可见华夏礼仪早已在中山国贵族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和认同。在很多墓室里还随葬有石圭，这明显是受中原地区流行的石圭入葬风俗的影响，印证了各民族行合趋同的大势。

　　公元前328年，年仅16岁的太子厝（音cuò）继承王位。由于祖桓公、父成公两代君主励精图治，厝王即位时，中山国正值鼎盛时期，在战国纷争的形势中，厝王开创了新局面，使得中山国与燕、赵、韩、魏“五国相王”。他平定燕国内乱，趁机占领了燕国大片疆土，就连周天子都派人给厝王贺功。兼并争霸、树立武功，是战国诸侯追逐的目标，厝王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厝王还是一位效法周礼、崇尚儒学的彬彬君子。

　　厝王效法周礼表现在用鼎制度上，厝王墓中出土了多件青铜鼎，可细分为升鼎、陪鼎、细孔带流鼎三种。其中，最能代表墓主身份的礼器当属9件升鼎，它们虽为拼凑的一套，但尺寸依次缩小排列，内盛有猪肉、羊肉和肉羹等熟牲肉。除青铜鼎之外，还出土了各种青铜器具，有铜鬲、铜甗、铜豆、铜簠等配套的食器，铜壶、铜鐎等酒器，铜盘、铜匜等水器，功能齐全、礼仪完备，与同时期中原诸侯国君的礼用器物一般无二。

　　“郁郁乎文哉”的人文精神，是周文化的内核，整个周代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载体就是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山王厝墓中出土的铜鼎、方壶和圆壶，皆有长篇刻铭，被誉为“中山三器”。尤其是铜鼎铭文，字数多达469字，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毛公鼎，是目前所见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长度第二的器物，是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国之瑰宝。“中山三器”铭文的内容，主要是赞颂厝王的功勋伟业和良行美德，强调儒家的忠信礼义，文辞雅驯，古韵十足，很多字句辞例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左传》等儒家经典高度相似，由此可见中山王厝崇尚儒学、尊崇儒家的执着和品味。铭文内容不仅洋溢着大道人伦的思想，而且铭文的书法水平在当时也堪称一流。铭文字体接近三晋文字，修长匀称，素雅明快，装饰意味浓厚，颇具悬针篆色彩。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中山王厝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玉器。如果按照广义宝石类的概念统计，加上水晶、玛瑙、石器，多达1000余件。这在同时期的诸侯王墓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玉器既有专门用于陪葬的，也有随身佩戴的，其中有很多是中山王生前喜爱收藏的，它们的形制纹饰及使用方法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中山国地处燕南赵北之地，深受中原文化熏陶。中山王厝的外在行为、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深受中原文化濡染，中山国也与各诸侯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地薄人众”“悲歌慷慨”，是汉代学者对今河北地区古国民风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称这片区域为中山国，但到了东汉时期，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在中山国的前面加上了“赵”。从这一微妙变化亦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地区早已视中山国为浑然一体的家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文物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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