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李韵摄/光明图片

　　恭王府“福”字碑。李韵摄/光明图片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里，有一块康熙的御笔“福”字碑。恭王府不缺与“福”有关的建筑和景点，如多福轩、福镜楼、蝠（福）池、蝠（福）殿等，唯独这块“福”字碑比较特别。

　　此“福”字碑深藏花园滴翠岩下的秘云洞内，碑身长129厘米，宽54厘米，碑面正中是一个字径59厘米x33厘米的“福”刻字，“福”字正上方钤刻有“康熙御笔之宝”。整个“福”字，笔意纵横，圆润中透着古朴、苍劲，是康熙帝难得一见的大幅榜书。据清史专家说，清朝皇帝中，康熙皇帝的书法水平算是高的，且善书大字。嘉庆、道光年间，做过御前侍卫、自称“天下第一废物东西”的庄王府后裔奕赓，在其《佳梦轩丛著·东华录缀言》中形容康熙御书的“清、慎、勤”三个二尺大字是“神气尊严”，他自己就收藏有一幅石拓版。

　　从古至今，中国人向往福、追求福，也好书“福”字，形态往往各异，有人统计“福”字书写法超过100种。但恭王府花园秘云洞内的“福”字，却与众不同，独具个性，其最大特色是字形结构特殊，字里充满着吉祥福贵之气。有民俗专家解读说，此“福”左边似“子”似“才”；右边似“寿”，“寿”字上部似“多”，下部似“田”，综合起来表达的是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的寓意。

　　康熙为什么书写这样一个“福”字？民间传说是康熙帝为病重的祖母孝庄文皇后祈福而写，是否属实尚不能确定。不过，清朝的皇帝是乐于写“福”的，尤其是新年的时候。据清礼亲王府后裔昭梿在《啸亭续录》里记述：“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翼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昭梿所说的定制，主要是指乾隆朝，其实清朝皇帝过年书“福”，始于康熙，雍正效仿后才渐成定例，乾隆自己也说“毎岁嘉平月朔开笔书福，以赐王公及内外大臣，盖敬遵皇考时成例也”。皇帝书福开笔用的是康熙留下的“赐福苍生”大笔。

　　关于康熙御笔的“福”字与恭王府的关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几种说法：有说是恭王府最初的府主和珅从宫里偷来的；也有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辅仁大学移来的；更有甚者说是恭王府管理者为营销“福”字文创“自造”的。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拨开迷雾的最好办法是用相关的历史材料来证明。

　　直接的证据乃是1938年左右的“福”字碑文字记述和照片。文字和照片产生于恭王府产权刚变更不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恭王府被府主小恭王溥伟抵押给有天主教会背景的包士杰。1936年溥伟病死后，包士杰为讨回借款提请拍卖恭王府，1937年辅仁大学购得了恭王府产权。1938年居住在花园的溥儒迁往颐和园后，花园也归辅仁大学所有。

　　辅仁大学拥有了恭王府府邸和花园后，并没有立刻用作校舍。在对恭王府改造前，有两拨人对恭王府很感兴趣，一是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二是当时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鸿舜和美国汉学家凯茨等人。陈鸿舜、凯茨参观了府邸各殿堂及花园，并拍了很多照片，之后合写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一文，1940年发表在辅仁大学创办的西文汉学研究期刊《华裔学志》上。根据文章内容，他们应是1938年左右来到恭王府的。文中有关于秘云洞“福”字碑的简短记述：“洞穴深处，有一块精心润饰过的石块，面向南，嵌入天然墙，上面刻着一个大字‘福’，系康熙皇帝的手书，盖有皇帝的御印。康熙御笔难得一见，这与其多数子孙如乾隆皇帝等形成强烈对照，因此，这个清晰的铭刻非常珍贵。”2005年陈鸿舜女儿陈岚女士获悉恭王府府邸修缮需要老照片后，捐赠了65张当年她父亲拍摄的恭王府照片，其中就有“福”字碑照片。对比碑位、“福”字，与现在无异。陈鸿舜和凯茨看到的恭王府，是辅仁大学刚刚购置不久，还没有进行改造的恭王府，基本是恭王府主人最后撤出时留下的原貌。还有不少照片也能证明辅仁大学尚未对恭王府进行改造。比如府邸中路嘉乐堂，曾是王府的祭祀场所，陈鸿舜、凯茨拍照时还能看到祭祀用的锅灶，后被辅仁大学拆除用作礼堂。反过来想，辅仁大学刚刚获得花园就在秘云洞内镶块石碑，有什么必要呢？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康熙御笔“福”字碑是清代的恭王府遗留下来的，辅仁大学移来和恭王府管理者“自造”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

　　此“福”字碑既为恭王府旧藏，源自哪位府主呢？不妨从碑所在花园的历史谈起。恭王府花园现在的格局，乃是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在原来王府旧园的基址上新落成的。这样看，奕搜罗来的可能性很大，毕竟彼时的恭亲王位高权重。有一则材料也易让人产生联想。奕有一同僚兼好友，名宝鋆，字佩蘅，长期与他共事于军机处。光绪十年（1884）“甲申政潮”时，二人同被慈禧皇太后开缺，闲居期间经常以诗唱酬。光绪十二年（1886）的某天，奕邀宝鋆来恭王府花园饮酒赏剧，第二天又专门赠送了一幅“福”拓字。宝鋆深受感动，写下《恭邸以彩觞见召次日复以仁皇帝御书福字朱刻见赠情文斐亹感极志谢》诗，并专门辟室悬挂。宝鋆在诗里提到此“福”字是圣祖仁皇帝“锡福苍生”笔所写（《文靖公遗集》卷八）。宝鋆得到的恭亲王奕赠送的“福”字，既是康熙御笔，字又很特别，且是拓的，不由得让人想到秘云洞内的“福”字碑。退一步讲，秘云洞内如果空空如也，似乎不太符合中国古人“洞天福地”的造园意境。

　　“福”字碑在奕时期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排除恭王府首任府主和珅或第二任府主庆王永璘收藏的可能。因为奕建园之前，府邸后面是有花园的。前任的花园旧物，奕接着用也合情合理。道光三十年（1850）奕分府所得的马圈、祠堂、铺面房就是传自永璘，永璘得自和珅。

　　清朝皇帝御赐的“福”字，有御笔书写的，也有“御笔勒石”的，恭王府里的康熙御笔“福”字，究竟是哪位府主以怎样的方式得来，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不管最终的历史真相如何，此“福”字碑都已在恭王府的花园内默默矗立了上百年，早已成为恭王府的“镇府之宝”。现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因“福”来到恭王府祈福求福。同一个“福”字，见证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张军，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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