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三千多年前的农具木耜　木拉提摄

　　4400年前的黍。邓振华摄

　　4400年前的小麦。　邓振华摄

　　哈密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农具　　刘维玉摄

　　哈密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圆形小饼　木拉提摄

　　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　于建军摄/光明图片

　　我国百年考古工作的积累，让我们看到了自古以来新疆文化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尤其是近十年以来，新疆的考古工作取得较大突破，一系列重大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再次印证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的。四五千年前新疆的黍麦相逢就是其中典型的表现之一。

　　中原的粟黍类作物传播至新疆

　　国内外学界公认中国黄土高原及北方一些地区是粟黍类作物最早被人工驯化的地方，并且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由东向西经阿拉伯、小亚细亚半岛、俄国、奥地利，传播到整个欧洲；向东传播到朝鲜，朝鲜的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发现过炭化粟粒；距今两千年前后传到日本，日本静冈县登吕遗址属弥生时代文化，也曾发现粟类作物的遗迹。

　　粟黍向西传播的路线，一般认为由河西走廊沿着天山山脉传入。北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把过去研究农作物传播的视野扩展到了阿尔泰山一带。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了距今4400年的黍，是新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黍作物。遗址东北一百多公里、距今约4500年的古代墓葬出土人骨，经检测也显示出其生前食物中含较多的黍。通天洞遗址中发现的黍作物年代较早，结合国外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这些黍作物与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发现的时代较晚的黍作物种属一致。也就是说，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发现的黍作物，是由我国华北地区经新疆北部传播过去的。由此可见，粟黍西传的路线至少有两条，这两条传播线路中，做过较多研究的是天山山脉一线，对阿尔泰山脉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里。

　　在天山山脉一线及塔里木盆地等区域，多次发现有粟、黍、大麦、小麦等农作物及用其制作的食物。出土农作物的年代集中在距今约4000年到2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至秦汉时期。

　　新疆首次发现用粟黍类作物制作的食物，是1978年、1986年在哈密市五堡墓地的两次考古发掘。据负责发掘的王炳华先生描述，出土较多的植物类食物是一种长约20厘米、厚3~4厘米的粟饼，也有少量圆形小饼。由于加工技术不够精细，饼内卵圆形粟颗粒清晰可见；1991年在五堡墓地又发掘了2座墓葬，对出土的农作物检测发现，五堡墓地发现的粟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品种。

　　1989年发掘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二号墓中，用红毛线扎口的白色羊毛小袋中，装有6块小圆饼，似用粟米粉加工烤制，其大小略有差异，平均直径约6厘米，厚约25厘米，另一袋内装了7只形如圆柱条的面饼。1999年发掘的哈密市伊州区艾斯克霞尔墓地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用粟类作物制作的长条状面饼。

　　吐鲁番市苏贝希墓地、洋海墓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察吾呼墓地、和硕新塔拉遗址、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也出土了粟类作物。2002年—2005年发掘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出土了较多的黍类作物，经过鉴定分析，也属于我国华北的种属。

　　我们注意到，用粟类作物制作的食物多数是经过烧、烤的饼状食物。在《礼记·礼运第九》中有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文中“燔黍捭豚”的描述与这些食物的形态非常符合。上述一些墓葬和遗址中还发现有经粗加工脱壳后的颗粒，并有极少的谷穗、植株，说明这些地区极有可能栽培了黍作物。

　　多元文化在新疆交融

　　大麦、小麦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化于西亚、中亚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大麦、小麦由中亚传入。通天洞遗址发现了距今5200年的大麦、小麦，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麦、小麦遗存。通天洞遗址既发现了来自中亚的大麦、小麦，也发现来自中原的黍，充分显示出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

　　一种粮食作物的传播，其携带的文化信息含量，是任何单一生产技术的流传都无法相比的，因为它本身的传播，包含了一种或者若干种生产技术的传播。此外，粮食作物的传播，必然携带着天文、气候、水文等相关知识的流传，携带着生产、加工此种粮食作物工具的传播，携带着围绕祈求粮食作物丰产仪式的传播，甚至携带着粮食作物名称的语言的传播；它的传播，有很大的概率会不同程度地改变接纳地人群的生活，使接受并耕种它的人群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按照所掌握的知识调整和制定相应的生产生活纪律，并严格遵守。

　　文化的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除了农作物的交流，也有相关技术、生产工具、武器的交流，甚至生活方式和语言的交流。

　　所以在史前新疆，我们发现了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特点的旧石器、华北技术特征的细石器、甘青地区特点的彩陶、中原的农具（木耒、木耜），也发现了源自中亚的冶金技术遗物、车，以及与周边文化特征接近的动物纹金属器等，还发现了来自中原的战国时期的漆器、山字纹铜镜、羽状地纹铜镜、纺织品及凤鸟纹，充分展示出史前新疆在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方面的丰富多彩与多元。

　　新疆和中原的交往源远流长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均显示出北方草原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古已有之。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中部的天山山脉，北部阿尔泰山脉，形成了一个近似于“E”的地形结构，客观上为新疆与中原地区交流往来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

　　新疆北部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大致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是从阿尔泰山东端南下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路线；二是从阿尔泰山直接往东，经过华北与大小兴安岭之间，南下抵达中原。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考古调查中采集到的石刀、石镰等，显示出新疆南部先民与以甘肃为中心的齐家文化之间的交往联系；哈密南部的考古发现，展现出新疆与甘肃、青海等地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研究显示，天山南麓与河西走廊之间一直存在着直接的文化联系，可以说这里就是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化传播地带。

　　我国考古学百余年的研究积累，让人们看到了新疆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开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从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我国丰富的历史典籍文献，梳理、探讨新疆与中原早期文明间的关系，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原文明影响周边的同时，周边各地区文化又融入中原，宛如“水流千里归大海”，从而形成了我国早期八方辐辏、融合超越、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共同体。

　　（作者：于建军，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苗，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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