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九嵕山的主峰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九嵕山主峰由九道山梁汇聚而成，东西两侧沟壑纵横，气势磅礴。昭陵总占地面积200平方公里，周长60公里，开创了唐代帝陵“因山为陵”的先例。昭陵周围分布着200多座皇亲国戚与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陵墓，也是唐朝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其中，位于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十四国蕃君长像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珍贵文物。

唐昭陵远景。 图片来源：昭陵博物馆

　　蕃酋像，是唐代帝陵陵园石刻中一类特殊的雕像。历史上就有学者对昭陵和乾陵前的这些石像较为关注，例如元代李好文在《长安图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中曾提到昭陵玄武门（即北司马门）原立有诸蕃酋十四人。20世纪80年代，刘庆柱、李毓芬调查了唐十八陵，而后在《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中提及昭陵、乾陵、定陵、泰陵、崇陵、庄陵、简陵等七座唐陵有蕃酋像，其中昭陵蕃酋像被称为“蕃君长像”。关于此类石刻人像，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学者提出，应当依据唐人所使用的名称，将此类石人像统称为“蕃酋像”。

　　昭陵蕃酋像雕刻于649年唐太宗葬昭陵之后。《唐会要》记载：“上（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服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昭陵蕃酋像是以唐代少数民族首领为题材而创作的写实性雕刻作品，像座上的题名由当时著名书法家殷仲容题写。题名内容涉及少数民族首领所在地、在唐朝担任的官职以及姓名等，包括于阗王伏阇信、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焉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府、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石像的形体、相貌、服饰各不相同，个性鲜明。然而，千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这群雕像或身首异处，或深埋地下。

　　昭陵蕃酋像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陆续被发现，最初在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现了一些蕃酋像躯体残块及石像座。2002年至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全面发掘了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新发现了一些蕃酋像残躯以及蕃酋像头部残块。经过初步分析，这些蕃酋像残躯分别属于11个个体。依据他们身躯的服饰可分为翻领袍服、圆领袍服、上裸并斜搭条帛、垂绶裙襦等四种。

　　昭陵蕃酋像被列置在北司马门内，与“昭陵六骏”石刻共同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长廊建筑中。遗憾的是，这座建筑遗址的东半侧破坏严重，但从发掘出的西侧长廊基址、8个柱础以及保存于原位的六骏基座、蕃酋像基座可知，原本的长廊为南北7间，依据地势修建成了北低南高的阶梯状，南北通长29米、东西长10.2米。北部三间各安置一件浮雕石马，中间一间安置一件蕃酋像，南部三间各安置两件东西排列的蕃酋像。石像均面内而立，西侧的面东，东侧的面西。从保留在原位的蕃酋像基座和基座题名分析可知，西侧安置的是西域及青藏高原诸蕃酋像，东侧安置的是北、东北、南、东南地区的蕃酋像。

　　石刻蕃酋像的族属识别难度极大。虽然昭陵蕃酋像的姓名、族属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且有残存的刻铭像座印证，但是由于石像残躯与像座早年便已分离，现在已经无法一一对应，大部分蕃酋像身份与族属还需要根据其服饰特征和形象特征作推测。此外，这些蕃酋像作为人物形象特征最为显著的头部大多缺失或残损，服装、装饰品和个别保留于肩背的长发或发辫成为学者们对人物身份进行分析和推测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唐代帝陵已发现的蕃酋石像的研究，有学者据其服饰特征，将石像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穿圆领、翻领或交领的窄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靴的石像，此类石像数量最多，具有北方和西域地区特征；第二类是身着袒右衣或上身袒露、下着裙，跣足或穿着凉鞋类板履的石像，这一类明显具有热带地区服饰特征，可能来自南亚、东南亚；第三类是身穿襦裙，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的石像，这一类可能属于东北亚地区风格。此外，还有个别穿着半臂或身披披风的形象，这类人物可能来自西南地区。

　　具体就昭陵蕃酋像所反映的族属问题，学界目前已有一定的看法。例如，腰带悬挂短腰刀或背后有长辫垂下的蕃酋像，其特征与北方草原石人中的突厥人像极为相似，该石像很有可能是突厥可汗的形象。此外，在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现存有“吐蕃赞府”刻铭石座一件，石像残躯身穿翻领袍服、胸前两侧有两条长辫垂下，布达拉宫藏松赞干布金铜造像、四川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刻以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贝纳沟大日如来佛殿摩崖造像都有类似的两条辫子，因此这件蕃酋像的身份可能为吐蕃赞普。在端陵神道出土的蕃酋像背后，有“吐蕃资正使尚屈立热”刻铭，同样有两条长辫垂下，也可作为佐证。

　　唐太宗在位期间，专心国家建设，开创了“贞观之治”，开疆拓土，攻灭了薛延陀，征服了高昌、龟兹和吐谷浑，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尊为“天可汗”，为其后持续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唐代皇帝以天下共主自居，不断有周边诸族蕃君长以求封册，各国贡赋亦不绝于途。正如陈寅恪所言：“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现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

　　古人向来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在帝陵前列置蕃酋像，也是对皇帝生前威仪的模仿，以彰显皇权、宣扬国威。这一传统也为后世所继承，例如北宋皇陵就普遍设置了蕃酋像，在北宋皇陵石刻组合中设置6尊“客使像”成为一种定制。

　　昭陵蕃酋像反映了太宗时期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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