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广西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习和生活。他们广泛地接触先进思想，同时心怀家乡，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广泛传播，为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色文献早期广泛传播于广西，起始于外部邮寄或赠送书刊供先进分子学习，继而由广西先进分子购买、创办、发行进步书刊。外部邮寄或赠送的进步书刊最早主要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中国青年》等。1923年，广西青年黄日葵、谭寿林在北京组织成立“新广西期成会”，并创办《桂光》半月刊寄回广西，以作宣传革命和发动群众之用。1924年，由广西留穗学会主办、以介绍新思潮、研究社会改造、解决社会问题为宗旨的《群言》杂志，在南宁、桂林、梧州、柳州、北流、贵县、容县等多个市县发行。同时，广西本土社团和学联组织也创办进步刊物，苍梧书社、南宁书局、强华书店、人民书社等多个本地书店都在出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进步刊物通过外部邮寄或赠送方式进入广西并传播开。图片来源：广西档案馆

　　红色文献在广西的传播源自广西各族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寻找科学理论和救国救民道路的内生需求。1920年7月，湖南《大公报》登载了毛泽东执笔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中写道，“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与当时的湖南一样，广西也面临着解决“脑子饥荒”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广西，苦苦探索拯救民族危亡之道的仁人志士迎来了思想曙光，红色文献的传播逐渐解决了广西先进分子乃至广大民众“脑子饥荒”的内在需求。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广西先进分子立足地方实际开展宣传活动。例如，广西进步刊物《士兵生活》《革命之花》等行文大多采用广西方言和客家话，桂林《三日刊》、南宁《爱国报》、贵县《晨报》等行文充分融合了地方语言特色。韦拔群、余少杰等在右江地区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时，充分考虑到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创造性地运用各民族语言、山歌、粤曲等形式宣传发动群众。与此同时，在兴办新学的浪潮中，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各类新式学堂的诞生，识字运动、各类妇女学习班、少数民族培训班的出现，有效提升了各族群众文化素养。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各类学校订购进步书籍报刊等，也有力推动了红色文献传播。

红八军军部旧址——位于龙州县的“瑞丰祥钱庄”。　新华社发

　　红色文献早期在广西广泛传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各族群众通过报刊书籍、标语、传单、山歌、演讲等多种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各族群众对党的纲领与政治理想，对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有了一定认识。随着党组织在广西建立发展，各族群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积极跟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推翻军阀和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1930年邓小平、韦拔群等革命先辈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带领各族群众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用血与火铸写了一首惊天动地、英勇悲壮的史诗。可以说，红色文献是一条纽带，广西各族群众在“接触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跟随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进一步建立和加深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作者单位：刘俊彤，广西民族大学；罗志发，百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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