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记忆之一。近来，西藏档案馆邀请区内外汉、藏、蒙、锡伯等民族的专家学者对保存于该馆几百年的蒙、满文历史档案进行集中整理与翻译，将跨度达584年的1394件历史档案整理、修复并影印、翻译出版。这批蒙满文历史档案的公布，使一部分尘封于蒙满文记忆中的历史展现于当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

　　一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于现西藏区域内的政权或建立密切的舅甥关系，或进行着有效的管理。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西藏地方的治理，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或派员进藏督办；西藏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定及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僧俗官员的任免、升降、奖罚、官阶品级皆听命于中央。每当西藏地方出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内乱或教派之间甚至教派内部的严重冲突时，都是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予以平息。西藏地方举凡涉及军事、外交等重大事宜，皆由中央政府统一处理。

　　此次公布的西藏档案馆藏蒙满文档案首先是在元朝中后期西藏地方萨迦政权走向衰落、噶举派支持的帕竹政权崛起之际的部分内容。尽管所公布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档案只有四件，然足以说明元朝对西藏有效管理的情况。如：也孙铁木儿皇帝（泰定帝）1324年颁给类乌齐寺僧众的谕旨，就历数“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颜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硕德八剌皇帝”等历任皇帝所颁谕旨，强调在该寺院“使臣不得下榻，不得向他们（寺院）索取铺马、衹应，不得征收地税、商税，不得在他们那里饲养牛马和猎兽”等。又如：1328年也孙铁木儿在去世前还发出任命斡色坚赞为地方税务官的谕旨，要求他“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的地税、商税等方面的事宜”，并向他“颁发了大牌和玺书”等。即使到了元朝末年的1362年，元朝已经面临着多路农民起义军的打击，元顺帝还向朵甘思宣慰司所辖的昌都一带发出任命招讨司招讨使的谕旨，“兹委任云丹坚赞为察翁格奔不地方招讨司招讨使，以监督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的地税、商税的征收等诸项事宜。”可见，元朝即使到了末期政权不稳的时候，仍在牢牢地行使着对西藏的管理权。

　　在这批历史档案中，蒙满藏文合璧、满汉合璧的档案较多，单列蒙文档案也较为丰富，还有一部分为满文、托忒文档案，其中主要部分是体现清代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有清以来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具体情况。1652年，清廷邀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册、金印，其后，历世达赖喇嘛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1713年，康熙皇帝又册封五世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印、金册。由此确定了中央政府册封班禅额尔德尼的制度。1720年，康熙皇帝以书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寿牌供奉在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地殿中。后来，清廷又赐乾隆皇帝画像，画像挂在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喇嘛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皇帝寿牌叩拜。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1751年，乾隆皇帝鉴于藏内发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图谋叛乱以及其党徒杀害驻藏大臣的恶性事件，遂取消郡王独秉藏政制度，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兼理藏政，设立噶厦处理日常政务。1792年，朝廷派福康安率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的入侵，稳定了西藏的政治局势。之后，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琳等拟定了新的施政章程，商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共同上报乾隆皇帝核准后，颁发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清朝后期，西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但朝廷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依然在西藏有效地推行，驻藏大臣和清军仍不断被派驻西藏，地方政府的重大政务仍须禀报朝廷。

　　蒙满文档案通过选录250件清代皇帝诏书、21件皇帝上谕、44件中央政府有关机构及官员文书，明确地记录了200多年来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情况，内容涵盖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1651年顺治皇帝致四世班禅敕书明确记载“期待龙年孟秋月与（五世）达赖喇嘛会晤。……望（班禅）喇嘛尔敦请达赖喇嘛启程”的情况。又如康熙皇帝致五世班禅的敕书对准格尔祸乱西藏严厉斥责：“策妄阿拉布坦无端潜派兵丁诛杀拉藏汗，毁坏寺庙，驱散僧众……，贻误僧人学经，扰累图伯特百姓……朕特遣皇子大将军王率大军，征伐准格尔贼，拯救图伯特百姓……”还有乾隆皇帝就解决廓尔喀侵藏遗患致八世达赖喇嘛敕书，用较大篇幅分析事件发生之原因，明确解决之办法等。再有档案中载明内阁军机处所拟接待十三世达赖喇嘛之礼仪及其办法，其中有“（十三世）达赖喇嘛抵京之日……由理藩部，请旨定期，召见达赖喇嘛……陛见之日，达赖喇嘛进殿门，圣主起立，达赖喇嘛恭请圣安，并叩谢恩赏，圣主站立受拜，问候……”等，此礼仪充分反映了地方首领与朝廷皇帝的从属关系，更体现出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的严格规制。

　　二

　　历史上，凡是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传谕各个地方。这批蒙满文档案最具共性的表现就是清朝皇帝针对全国的诏书同时也发往西藏，这就有别于以往所公布的只有涉藏的诏谕才发往西藏的历史档案，充分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在重大事件上必须辖地一体知晓、并发诏谕的国策。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公布的馆藏皇帝诏书，既是皇帝为国家大事布告天下臣民的重要文书，又是朝廷对全国各地施行德政教化的一种形式，这对于向边疆民族地区传布治理国政、忠君爱民的观念与意识有着直接的作用。比如，馆藏的由满蒙藏文书写的康熙皇帝遗诏就清晰明白地表现了这一观念和意识：“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朕凉德之所致也。……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这则遗诏追述历代先王治理天下之功绩，同时也传达了为君之道并道出了有为之帝王的甘苦，特别突出了自黄帝以来几千年中华道统的一脉相承，既符合儒家思想，又不失致治之道。将此遗诏颁布于边疆民族地区的西藏，也向民族地区的政教人物道出了治理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必须君臣一心、共克时艰、效仿历代先贤行治国理政之道的历史经验。

　　在公布的馆藏蒙满文档案中，还有一件用蒙文发往全国各地的《宣统皇帝即位诏书》，其中有几条适用于全国民生的谕旨：“天下之本农为重，各府州县，果有勤于耕种，务本力作者，地方官不时嘉奖，以示鼓励。军民年七十以上，著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九品顶戴。九十以上者，给与八品顶戴。百岁以上者，给与七品顶戴。一百二十岁以上者，给与六品顶戴。百岁至一百二十岁以上者，均仍题名，给与建坊银两。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赡，无致失所。”其中涉及民生的内容，体现了清朝廷在困危之局中尚未忘掉体恤民瘼的一面，将其颁行西藏，也反映出清王朝对边疆各民族的一视同仁。

　　三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都体现出其时代的特点。元朝委派国师帝师处理藏事，遇乱则派兵讨伐；明朝采取“多封众建，召抚众王”等举措安抚藏地。清朝对西藏的具体治理，除在西部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安抚外，主要是委派驻藏大臣与当地政教首领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处理好藏内政教要务。

　　驻藏大臣制度是清王朝在总结了历代王朝治藏得失后根据当时的治边情况而制定的。关于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具体活动情况以及西藏政教首领的咨文、奏折，在本次公布的蒙满文档案中总计有162件，其中包含着署理藏政的各个方面。

　　关于巡逻、撤并卡伦方面。清代前期为防范准噶尔侵扰，在北部和西部设置了许多处卡伦，驻藏大臣对卡伦的巡防、安全直接负责，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向朝廷奏报是否裁撤。在蒙满文档案里，有许多件涉及这些方面的档案。如《驻藏大臣为严饬卡伦加强巡逻防范事致札萨克台吉旺堆咨文》内称：“严饬卡伦防范事。查得，木什扎尔堪、琫哈里莫尔、阿哈扎克、顺图呼尔等地，皆为通往准噶尔之要道，故今年多派人驻卡。为巡逻此等地方之卡哨，以尔为有经验之旧人而荐之，故尔于本月十五日出发前往巡逻。此次巡逻，务必一一依次查看，亲到展卡近边巡逻，严加晓谕卡哨头人等。”

　　关于人事任免方面。蒙满文档案中的驻藏大臣文书有许多涉及人事任免的内容，其中有一件《驻藏大臣为噶伦噶勒藏云丹请求解任未获批准事致第穆呼图克图文书》非常形象地说明了驻藏大臣在任免西藏地方官员方面的权威。文书先是僧职噶伦噶勒藏云丹向摄政第穆呼图克图要求退休解职的请求，紧接着就是第穆呼图克图对噶勒藏云丹的评价及其意见：“窃思，达尔罕堪布噶勒藏云丹，人好，一直秉公办理事务。今他年老又有疾病，情愿解去噶伦之职。能否将达尔罕号赐予其甥男之事恭请大臣处代奏圣主睿鉴。”而后则是驻藏大臣的最后决定，即“扎萨克喇嘛噶伦噶勒藏云丹借年老之口呈文请求解任其噶伦职，惟噶伦职办理事务关系重大，今虽说六十岁，身体尚属康健，并非染病不能行动。再加上公班第达众人还办理事务，著噶勒藏云丹养好身体，再办理事务对公务更为有益。如至确属不能办理公务时，再呈文解任亦不晚。”驻藏大臣在是否批准噶伦噶勒藏云丹的解任请求上起到了最终决定作用。

　　关于经济钱粮方面。驻藏大臣将涉及兵民需求的事务放到较为突出的地位，这在档案中有明晰的体现。如在《为西藏驿站设置粮仓及籴粮事》中，驻藏大臣根据朝廷旨意，要求察木多近地川藏交界处某驿站“尊奉训谕，一体筹备，日久集多，酌情定量，各付辖下管粮官弁，结合地方情形，解除谷粮、青稞及小麦，按照各地粮价，每年籴除五六百石……若有不肖之徒低价籴入、勒索强买、中饱私囊等弊，即行参奏，严办治罪……。察木多以西那曲两地驿库所处钱粮及每年籴入（拟可参照）……”此件档案不仅记载了驻藏大臣对各驿站使用钱粮的监管责任，也可根据存粮数计算出当时西藏每个驿站所驻有的兵丁。此外，一些档案还记载了驻藏大臣为筹措钱粮之事请求乾隆皇帝“俞允圣主施以天恩”，延期两年交付钱粮款的请求，也有年例赈济地方、布施寺庙所需钱粮物品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官员文书中保留了许多地方政教首领通过驻藏大臣叩谢皇恩的记载。如蒙古文档案所记载的《贝勒颇罗鼐为谢恩事呈乾隆皇帝奏折》，内称“小人颇罗鼐我率噶伦、第巴、仲科，侍卫、迎接敕书，迎接布达拉宫，达喇嘛、主事等授达赖喇嘛以敕书。继而赐予我大行皇帝曼殊室利大圣主之衣帽，小人颇罗鼐我高举并供奉，叩谢天恩而受之……”。还有一件蒙古文档案《（八世）达赖喇嘛奏为颁给金奔巴瓶一事谢恩折》，历数崇德七年（1642年）以来历代君主对西藏的恩德及平乱致治的功绩，真诚叩谢乾隆皇帝赐予金奔巴瓶。谢恩折内称“承奉圣主高厚鸿恩，万无报答。钦惟，我大清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厄鲁特固始汗一同派遣使者进贡以来，世受恩养……。今又奉谕颁给金奔巴瓶，掣签以定转世灵童，实为剔除‘寻求乱指’等情弊，（此）圣意深远”。当朝廷派大臣惠伦等人将金奔巴瓶送到拉萨时，达赖喇嘛领着僧众，诵经祈祷，十分虔诚。“达赖喇嘛等欢心感颂情形见于辞色，所有供奉金奔巴瓶缘由除惠伦自行具奏，达赖喇嘛呈递谢恩哈达一方，佛一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档案又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记录。这批蒙满文档案除收录大量归类可考的皇帝谕旨、诏书、敕谕，奏折、部衙与各大臣文书、西藏政教上层给驻藏大臣的呈文外，还有一些不好归类的实物清单、各民族互通问询的信函、内外蒙古盟旗王公给达赖喇嘛及西藏政教上层的呈文，进藏熬茶使用的路票、脚费单据等有形的存档，内容十分丰富。它既真实记录了历史上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历史，又生动展现了我国多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这些档案的公布，不仅为深入研究元、清两朝对西藏的有效管理的历史、弘扬中华文化提供有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批蒙满文档案的公布，将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揭穿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围绕西藏历史散布的种种谎言，必将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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