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唐代诗人胡令能的一首七言绝句，生动展现了刺绣的灵动场景和绣品的精良。

　　刺绣是我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俗称“绣花”。绣工们拈针引线，在织物上刺缀绘绣，灵巧的纤指使花鸟虫鱼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些精美的绣品不仅展示了绣工灵巧的手艺，更反映了我国民间艺术的独特构思和深厚底蕴。

　　一针一线，串联起中国刺绣的绵延发展，描绘出刺绣文化交流互鉴的千年历史。自古以来，刺绣就是美好事物的代名词，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更是工艺精湛的艺术品，表达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结晶。

　　根深花繁——源远流长的刺绣发展史

　　中华先民的发明和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上古之人“衣皮苇”，用骨针把兽皮连缀成衣。这种古人类使用骨针产生的纫迹，即为刺绣的雏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丝绸等细腻的材料进行刺绣。我国是世界上发现与使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人们在四五千年前就开始养蚕、缫丝。随着蚕丝的使用，丝织品的产生与发展，刺绣工艺也逐渐兴起。据《尚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

　　《周礼·考工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清代经学家段玉裁注：“画绘之事杂五采，五采备谓之绣。”东周时期，刺绣工艺逐渐完善，中央政府设置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和监督刺绣的制作。1974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室出土的刺绣遗痕，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刺绣残片。淤泥中的刺绣实物虽已被侵蚀，但绣痕仍清晰可辨红、黄、褐、棕4种颜色，为后世了解西周时期丝织与刺绣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和织锦工艺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上层有“衣以文绣”为尊的风气。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信期绣、乘云绣和长寿绣三种汉代刺绣，还有茱萸纹绣、云纹绣、方棋纹绣等。这些专用名词的出现说明，当时刺绣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较高的专业水平。1982年发掘的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大量丝织品。这些织品在刺绣技巧及装饰设计上显示出高度的成熟，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楚汉刺绣曾沿丝绸之路流传，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托克逊县阿拉沟战国墓中出土的凤鸟纹刺绣残片，就与湖北荆州马山墓出土的凤鸟十分相像。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从而拓宽了刺绣的题材，善男信女们往往不惜工本，以绣佛像来积功德。白居易曾有诗云：“集万缕兮积千针，勒十指兮虔一心。”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织染署专门管理丝织业，民间的织绣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但凡女子都要学习“女红”，甚至在孩童时就开始学习刺绣技艺。

　　宋代，皇家设“文绣院，掌纂绣”，由宫廷画院设绣画专科，专门依样绣制画院名家的作品。刺绣针法以追摹原作的笔墨线条、色彩浓淡和风采气韵为准绳，力求逼真再现书画原貌，近十种针法演绎出数百种刺绣技法，使绣品完全进入艺术欣赏范畴。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南宋宫廷刺绣上品“瑶台跨鹤图”，其刺绣艺术达到状物写情如同绘画作品的境界。

　　公元10世纪早期到14世纪是我国历史上辽、宋、西夏、金等多民族政权并立到逐渐统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刺绣技艺在交流融汇中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绣品以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基础，融汇吸收中原文化中的色彩、纹样。内蒙古博物院院藏的“辽代红罗地联珠人物绣经袱”，居中刺绣图案是一位两手各高擎海东青的契丹猎人。该绣品是契丹人在吸收中原文化尤其是刺绣技艺的基础上，体现草原风格的产物。

　　元代刺绣在宫廷与民间的大量需求下，技术趋于成熟，最有特点的是加金绣品。用金线绣制生活用品、装饰品特别是佛教用品，迎来真正繁荣。

　　明朝，江南的桑蚕经营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刺绣原料的桑蚕生产大量增加，以江南为中心的刺绣生产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色。明朝廷在南京、北京分设两处织染局，宫廷经营的绣作规模庞大，包括各种王室绣品、章服、补子等。明代中叶以后，社会产品商品化程度增大，刺绣世俗化的发展则和绘画联系紧密，其代表就是松江顾绣。

　　清代官方成立的江南三织造局，几乎包揽清王朝所需的全部刺绣精品制作。举凡帝后王公的服用、百官和外藩头人的赏赐、国家庆典的装饰，乃至祭祀天地祖宗所需的制帛、封爵的诰敕校尉的驾衣、军工的绵甲等，几乎无不出自江南三织造局。清代的刺绣技术比明代更进一步，绣物品种之多，名目之繁，用料之精，花工之多，价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清末民初，我国刺绣史上出现了既能刺绣又能把刺绣技法进行归纳总结并著书的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第一部刺绣理论与实务操作相结合的专著《雪宦绣谱》，是由中国近代刺绣工艺教育开创者沈寿口述，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代笔记录而成。该书详细记录了刺绣所用的工具、刺绣的方法、刺绣时应注意的问题、刺绣的技法和艺术观点等，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有理性的分析，将刺绣从纯粹的审美趣味提升到系统化的理论层次。

　　百花齐放——一种有形的文化符号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刺绣工艺几乎无处不在，各种刺绣工艺风格鲜明，百花齐放。它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各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国工艺文化与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刺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江南水乡的细腻温婉，还是西北高原的粗犷豪放，都在刺绣作品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各地刺绣的针法和纹样，不仅展现了绣工们的精湛技艺，更传递出丰富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信息，成为一种有形的文化符号。

　　“中国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蜀绣，均以产生之地命名。它们都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于清末享有盛名，并延续至今。

　　苏绣具有精、细、雅、洁的特征，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苏绣还吸收了上海顾绣的精髓，将画与绣相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追求笔情墨趣，富有浓厚的中国画典雅风格。

　　粤绣是广东刺绣的总称，可分为广绣和潮绣两大分支。人物绣和花鸟绣是广绣的特色，广绣不仅讲究刺绣的针法技术，还强调光和影的和谐运用，注重绣品的艺术效果。潮绣大多选用黄、红或墨绿色的布料进行刺绣加工，布局丰满、图案繁复、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又不失典雅。

　　蜀绣来自蚕桑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川西平原，此地“教民养蚕”的历史久远，丝织技术和刺绣技艺高超，在清朝步入鼎盛阶段。在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蜀绣逐渐形成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

　　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产地的湖南地方刺绣，溯源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刺绣，清晚期始有湘绣之名。与苏绣擅长的小猫、金鱼，蜀绣擅长的芙蓉、锦鲤，潮绣擅长的龙凤花鸟题材相比，湘绣传统题材狮虎等更为威武大气，这与湘绣“鬅毛针法”的极致运用和“有色皆备”的丝线搭配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鲜明体现。

　　刺绣融合了绘画、色彩和线条等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四大名绣”是中国刺绣的突出代表，苏绣的细腻精巧、蜀绣的立体艳丽、粤绣的富丽华美、湘绣的形神兼备，无不传达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独特风韵，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在全国展开，刺绣工艺也不断得到抢救和保护。截至目前，刺绣类以及与刺绣有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作项目共有72项，刺绣类国家级传承人114位。这些项目和传承人，基本涵盖了我国刺绣文化的各大绣种、各个地方代表性的传统刺绣，以及各民族刺绣等。

　　美美与共——“千丝万缕”的民族交融

　　十指春风，一绣千年。千年刺绣技艺，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积累的审美观念、造物智慧，更蕴藏着浓厚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我国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刺绣工艺发展、历史轨迹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各民族刺绣多姿多彩，如南方的苗绣、水族马尾绣和北方的土族盘绣、蒙古族刺绣等，从形式到内容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借鉴。

　　刺绣、挑花是苗族人民美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工艺。苗绣种类丰富、构图讲究，绣品往往采用平绣、锁绣、辫绣等多种绣法完成，刺绣工艺也影响到周边的瑶、布依、侗等民族。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群众以蚕丝缠绕马尾为刺绣原材料，多用于绣制具有浅浮雕感的龙、凤、鱼、蝴蝶、葫芦、南瓜等纹样。

　　具有西北高原特色的土族盘绣已有千年历史，其颜色搭配、针法运用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做盘绣的土族妇女不用绣架，一针二线，上盘下缝，徒手完成。她们绣制的绣品紧密、厚实，能保持较长时间不松线、不褪色，结实耐用。

　　此外，彝族刺绣以其色彩搭配而闻名，瑶族挑花刺绣则善于运用线条和几何图案来装饰，维吾尔族刺绣以其精美的花卉图案和独特的装饰风格而著称……这些刺绣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刺绣艺术的形式和内容，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从古至今，随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刺绣技艺相互借鉴的现象比比皆是。宋末元初，松江府乌泥泾（今属上海市）人黄道婆因生活所迫，流落到海南岛南端崖州，她向当地的黎族妇女学习棉纺技艺，并将技艺提升到“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新高度。黄道婆回到松江府后，带回在崖州学到的纺织技术和改进的棉纺工具，指导量产的“松江布”行销全国。可以说，“松江布”正是黎族、汉族人民纺织技术交流的结晶。

　　元代，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其刺绣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纹样题材更加丰富，花卉禽鸟纹样占很大比重。

　　至今流传于四川阿坝、甘孜一带的藏羌织绣，融合了“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和“羌族刺绣”两种国家级非遗技艺。它主要以毛、麻、棉和桑蚕丝为原材料，是千百年来藏族、羌族为适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工艺创造。

　　生生不息——中国刺绣“传下来”“走出去”

　　刺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刺绣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用以表达人们的自然知识、人生追求、审美观念和价值观等。我们认识刺绣，不仅要了解它的发展过程和技艺特色，更要了解其背后的人文历史和内蕴的文化内涵。唯有如此，才更能接近生活，捕捉到手艺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追求，进而推动中国刺绣“传下来”“走出去”。

　　在历史的变迁中，中国刺绣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和延续的见证，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体现在刺绣技艺历经数千年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创新性”体现在刺绣艺术家们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探索，从技法、纹样等方面推动刺绣艺术的不断发展；“统一性”体现在各民族的刺绣文化共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包容性”表现在刺绣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借鉴其他艺术及外来文化和艺术形式；“和平性”则体现为许多刺绣作品蕴含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美好的社会理想，常被作为国礼搭建友好交往的桥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伴随着刺绣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更多优秀的刺绣作品走出绣坊，走出国门。苗绣传统纹样“四印苗”登上米兰时装周大放异彩；苏绣艺术家姚建萍的《仕女蹴鞠图》永久陈列在国际奥委会总部奥林匹克博物馆；苏绣艺术精品《猫》《金鱼》等多次作为国家礼品馈赠外国元首……更多中国刺绣正在被世界看见。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带着现代的审美思考，走近刺绣这项传统技艺，也有越来越多刺绣手艺人担负起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推动千年非遗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

　　刺绣艺术所传达的文化内涵，不仅在于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装饰，更在于它象征的文化寓意。在浩瀚绵长的中华文化长河中，它似藤蔓般汲取各个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精髓，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从而在文化发展的时代洪流中站稳脚跟。

　　如今，虽然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已经普及，但刺绣这一传统手工艺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未来，我们应该继续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创作出更具现代感和实用性的刺绣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刺绣的魅力，让中国刺绣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李宏复系武汉纺织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钟高翔系武汉纺织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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