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建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为引导社会各界准确认识中华建筑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灿烂成就，进一步彰显中华建筑文化魅力，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民族报与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特共同开设“中华建筑文化”专栏，敬请关注。
互鉴融通： 高原建筑聚百境 雪域胜景昭中华
闵天怡
布达拉宫的7座汉式歇山金顶是汉藏民族建筑文化融合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式语言。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复杂的气候地理造就了多样的植被群落和地文形态。从雨林到苔原、高山到土林，雪域高原的建筑形态呈现出多元的样貌特征。北部牧区的帐房，南部谷地的碉楼，雅鲁藏布江流域就地取材的干栏木构，阿里地区掘土而居的窑洞建筑，囊括了《博物志》中“南越巢居，北朔穴居”中国南北方的民居特点，汇聚了中华大地不同地理区域的民居类型。官式建筑中，藏传佛教建筑通过融合中原地区的建筑风格和木作、瓦作等建造技艺，以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伟大工程，展现了多民族建筑文化交融背后的历史渊薮。
同源：房屋形制与建造方式的历史溯源
考古研究发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卡若遗址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期的诸文化联系密切，其中，遗址发掘的房屋形制和建造方式与马家窑、半坡等遗址十分相近，在聚落选址、平面形式、结构构造、柱洞基础、墙身砌筑、地坪防潮等方面，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和较高的水平。并且，由遗址早期的半地穴窝棚式、中期的地上棚屋式以及后期的井干式、干栏式和碉房式建筑可以看出，青藏高原的建筑形态与中原地区一致，也是由穴居、半穴居发展为地面建筑。
青藏高原早期建筑已包含中华建筑文化中木构、夯土两大建造体系的特征，其中，干栏式木构是吸收了西南地区的居住特点，夯土建造技术则源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土文化，均反映出古人类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历史和古文明之间的承继脉络。自此可见，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在建筑风格和建造技艺等方面的互鉴融通，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
穹庐盖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家
叶雨辰
草原上的蒙古包
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有一个崇尚大自然、敬畏长生天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蒙古族自古被称为“毡壁人群”，意指居住在蒙古包里的民族。蒙古包，古籍称之为穹庐、穹闾、毡帐、毡包，也叫帐幕，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始将毡包称为蒙古包。蒙古包形成、融合、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富于智慧的杰出创造。
穹庐为室，彰显适应自然的智慧
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堂，是其生态文明的生动写照。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规定：不得损坏土壤，严禁破坏草场。生态文化是游牧文化的核心，蒙古族传统的生态环保意识与由此形成的环保习俗风尚，充满了深邃的智慧。在此背景下，便于携带、对环境损害较少的蒙古包应运而生。
据南宋《黑鞑事略》记载：“穹庐有两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蒙古包为毡木结构，轻便耐用，所用材料均可就地取材。作为一种古老的装配式建筑，蒙古包骨架由统一参数的“哈那”（一种木制可伸缩折叠的圆形网架墙）、“陶脑”（木制圆形天窗)、“乌尼”（联接天窗与墙的椽条）等标准构件组成。其平面呈圆形，直径一般为4米左右，面积在12-16平方米，边高1.4米左右，包中高2.2米左右。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有朝日之俗，故蒙古包东南向而设，但这种习惯不仅源于一种信仰，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彰显了草原人民适应自然环境的智慧。
依山居止 累石为室： 碉楼庄房的天地生境
闵天怡
丹巴羌寨的碉楼和庄房。 闵天怡供图
古羌，是历史上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游牧部落。古羌在不断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居住方式屡经变革，从穹庐帐幕到夯土房屋，再到累石为室，完成了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变。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地区，横断山脉延绵不绝，大渡河水奔流不息。生活于此的羌族同胞是古羌人的后代，他们多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碉楼是羌族先民在适应山地环境和进行防御工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风格独特的建筑艺术，也是藏、彝、门巴等民族较为多见的建筑形式。历经民居形制的交融演变，独立式碉楼逐渐演变为碉楼与庄房相结合的居住模式，形成羌寨错落有致的山地聚落景观。川西一带的丹巴等地被喻为“千碉之国”，一座座高耸的碉楼，成为兼有远古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
碉楼：万户千碉的风格起源
“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碉楼，这是《后汉书》对分布在岷江上游羌族先民居住形态的明确记载，说明碉楼这一民居形式在汉代已十分盛行。因横断山脉提供了丰富的岩石资源，累石为室，正是万户千碉的风格起源。据考古发现，碉楼中以石头堆砌、泥土混合的砌筑技法，早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于丹巴地区的墓群建筑中。大巧不工，石头建筑的砌筑多是来自工匠对经验与技艺的代代相传，将大石沿外墙边叠放，上下交错咬合，再将小石填进缝隙，中间加上黄泥粘合，与木头墙筋加固。
不苟不懈，方能聚石成碉。于实践中不断积累成熟的建造技法，使得碉楼能够在多震地带千年不倒。碉楼下宽上窄，平面多为方形，也有五角、八角、十三角形，高度在30至40米之间，最高可达60米。碉楼独特的形制，源于其是以防御功能为主导的居所，入口均设于二层以上的地方，日常进出需借助活动木梯。碉内采用木梁结构，底层是储物空间，往上是生活空间，通过独木梯向上攀爬数十层，方可到达屋顶平台。碉楼高耸的形态亦是作为天人对话的形式，象征着人与天地休戚与共，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对天地哺育万物的感恩之情。
彩虹飞绕轮子秋 土筑庄廓祈吉祥
叶雨辰
庄廓一瞥。 叶雨辰供图
甘肃、青海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这里的农、牧、商等多种经济形态交汇互补，汉、藏、蒙古、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各族群众共生共存，形成多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景象，建筑就是其突出表现。
历经风霜证变迁，乡风蕴藉是庄廓
在有着“彩虹故乡”之称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世代生活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土族。历史上，土族与汉、藏、蒙古、保安、东乡、撒拉、回、裕固等多个民族长期杂居相处，各民族之间频繁接触、持续互动，在经济、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影响，互融通婚不乏其例。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土族民众既保留了早期游牧民族的古老文化，形成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又积极借鉴和吸收杂居共处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汉族和藏族文化对其影响深刻，这一点从住宅形制上可见一斑。
河湟谷地以两山夹峙、一水东流构成独特的山水人文走廊，铺陈着壮阔的自然画卷，记载着悠远的历史回响。与历史时空相伴相行的是一座座褐土色、质朴而厚重的庄廓。
庄廓是土族人的典型传统民居类型，互助土族语称其为“日麻”。高大厚重的黄土围墙夯筑，木构架承重，自成系统的房屋围护隔墙，较好地满足了防寒保温、隔风防尘的功能要求。土族人家都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庄廓庭院，院壁修得较高，分上下两层，下部是由泥土垒成的厚壁，上部由土坯所砌，外面抹白土，显得整洁美观，有的墙壁上还用白色小石子镶成各种图案。院墙四角各安放着一块较大的白色大石头，院子正中有一圆槽，是用来拴牲口的。槽中间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顶端挂有经幡。现在许多人家已将圆槽改为花坛，种植牡丹、芍药、大丽花等花卉。庄廓内，与院门相对的北面是正房，东西有厢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间，用木板做隔断，中间是堂屋，屋顶平展光滑，檐口木作精致，木刻花纹多为本色，门窗等木构件上都雕刻着花鸟鱼虫等各种图案。
每年冬天，土族人闲下来，就会聚集在打麦场转轮子秋、跳安昭舞，纵情享受丰收年景带来的欢乐时光。红红的篝火，暖暖的青稞酒，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花袖衫，在成片土黄色的庄廓映衬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情，像和煦的春风温暖了高原寒冷的冬天。
天山南北：多元融合的新疆建筑文化
闵天怡
喀什古城阿以旺民居。 闵天怡供图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自古以来，新疆同中原地区血脉相连、息息相通。早在商代，中原同西域就有玉石贸易；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唐代“绢马互市”持续繁盛，“参天可汗大道”直通中原，沿途驿站星罗棋布……新疆与中原地区建筑文化的互鉴融通同样源远流长，自汉代屯垦戍边起，中原的典章礼仪、建造技艺、民俗礼制等开始传入西域，在当地建筑布局、形制、装饰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边疆与中原建筑文化的多元融合
始建于西汉时期的高昌古城（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历史悠久，因其“地势高敞，人广昌盛”而得名。出土文书记载，其建城规制仿照了汉长安城、十六国姑臧城和魏晋洛阳城，高昌城的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等城门的命名也与中原都城一样，囊括了五行、天象的含义。
汉唐时期的龟兹古城亦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据《梁书》载：“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不仅当时的都城规模与唐长安城相近似，现存的屋面筒瓦也与河南洛阳唐代砖瓦窑遗址出土的筒瓦如出一辙。
西辽时期，随创建者耶律大石西迁的大量汉族工匠将中原的建筑技术和造像艺术带入西域，瓦、泥塑、炕式取暖系统等建筑材料和技术被当地采用。
及至清代，新疆建省后修建的十余座城市都遵循了中原传统筑城理念，成为中原文化在新疆传播的重要载体。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哈密回王府，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风格，其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琉璃瓦顶的设计充分彰显了中原建筑特色。建于乾隆年间的惠远城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空间布局以钟鼓楼为中心，纵横四条大街直通四座城门。城内建筑整齐，大街小巷商铺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为繁华。将军府为典型的四合院建筑，花园中的台榭、曲径、回廊均是仿照中原地区的园林建筑而建，体现出边疆与中原建筑文化的多元融合。
天山下的“阿吾勒” 草原上的毡幕居
叶雨辰
草原上的毡房。叶雨辰供图
在我国西北边陲，“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一轮又一轮的迁徙浪潮中，与周边民族不断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就是游牧民族迁徙融合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哈萨克族牧民“随畜牧而转移”，在一次次转场中摸索着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寻求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之道。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毡房住居的悠久历史
在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的伊犁河谷，世代居住着游牧民族哈萨克族。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乌孙属哈萨克族祖先的一支。西汉时期，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王向汉武帝求亲，和亲公主刘细君远嫁乌孙并在《黄鹄歌》中写道：“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诗中“穹庐”指毡房的结构形式，“旃”同“毡”，指毛织品毡子，这说明至少在2000多年前毡房这一住居形式已在西域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毡房从简单的以草屋避雨防晒，到用柳条编织枝棚，并逐渐发展成圆形枝棚，出现了原始的毡房“乌兰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阿吾拉勒山的建筑岩画表明，哈萨克人早期的建筑平面基本上是圆形或者接近圆形，并且已经出现了装有双轮的移动式毡房。后来，随着打凿工具的出现，能工巧匠们发明了如今毡房中常见的顶拱和构架，从而彻底改变了早期毡房的承重结构和造型，建造了真正意义上的哈萨克族毡房，哈萨克语称之为“宇”。
方印帐篷 土木房屋：半游牧半定居的住所
叶雨辰
裕固族传统的“一颗印帐篷”。叶雨辰供图
在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部，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裕固族。历史上，裕固族先民为适应自然环境，逐步形成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形态。在居住方式上，他们受到汉、蒙古、藏等多个民族的影响，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形制。
东迁入关：从游牧到定牧
裕固族历史上曾被称为“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等。1953年，取“裕固”（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作为民族的名称。
“听老辈人说着唱着才知道了，西至哈至是我们的故乡，许多年前那里灾难降临，狂风卷走牲畜，黄沙吞没寺院和帐房……走过了千佛洞，穿过了万佛峡……来到了八字墩辽阔的牧场。”这首民歌讲述了裕固族东迁入关的历史，从中可以得知裕固族的发展变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逐水草而居，四季轮牧”，曾是裕固族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今牧民们夏季、秋季迁到地势较高的灌木带草场放牧，以帐篷为家；冬季、春季则在地势较低、气候温和的草场生活，住土木结构的房屋，房屋在用材、样式上和汉族建筑较为相似。
宅围合院 雕饰生活
贺鑫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作为边境关驿的文化符号，玉门关常见诸于文人墨客的笔端。在它所指代的西北边塞，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横贯东西，归客和游子交织如梭，多样的民族习俗物化为多样的民居形式，共同展现了西北地区民居建筑的风情画卷。其中，以合院为代表的民居形式，构成了西北民居的重要篇章。
合院式民居。贺鑫供图
丝路通衢，文化汇融
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宁夏等地，河套文化、仰韶文化等遗址的相继发掘，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边塞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等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兼容并蓄的地方文化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居住形式。
自周朝伊始，古戎、羌、北狄等民族频繁进退于这方舞台，因此彼时以游牧而居为主。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随畜逐水草往来。”牧民们偏好毡帐类住房，又称“穹庐”“穹闾”，多为牛毛或织布帐篷，方便拆卸与迁徙。
汉唐以降，西北关驿商贸繁荣，人气日增，彼此间的交流往来也愈加频繁。在此历史进程中，这一地区的住房样式也从毡帐类帐篷发展为土围平房等各式定居类住宅。
至元明时期，西北地区民居建筑通过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形成了与汉族颇为相似的民居形态——土坯或砖砌合院式平房，并延续至今。
依山傍水 山水相融：南岭瑶寨景观的意与境
金欣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瑶寨风光。金欣供图
作为沟通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一条通道，南岭走廊连接了桂北、桂东、湘南、粤北等地，自古就是瑶、苗、壮、侗、水、布依、畲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区。
瑶族在华南地区分布广泛，瑶族的聚落选址和村寨景观因居住环境、生活习俗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大体来说，住在平地的瑶族，村寨与周边汉族村落大同小异，建筑多为土木或泥木结构；生活在山地的瑶族，村寨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建筑多为干栏式吊脚楼。瑶族村寨不仅是瑶族民众生产生活的场所，更是其生活智慧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文化景观。
逐水而居 依山而建
南岭地区各民族长期杂居，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居住形态。南岭走廊上的各民族因自然地理、迁徙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差异，聚落村寨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样式，但其营建方式又彼此相仿，皆以土地堂、社庙等仪式空间为核心，呈现由中心往外延展的聚落格局。
南岭走廊是瑶族历史上由北往南迁徙的重要通道，源于北方的瑶族先民先是渡洞庭湖到达湖南境内，后向南及西南迁徙至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其中湖南与两广之间的迁徙路线复杂，瑶族在三地之间迂回往复，最终集中于湘桂一带。这一区域山峦众多，易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凡聚众据险者，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给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水源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对聚落选址的描述，也极贴合瑶族聚落的选址特点，即很大程度上考虑自然因素的制约，选择依山傍水之地，同时利用地形以增强防卫能力。
瑶族村寨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当居住地为山地丘陵时，瑶寨多依山而建，顺应地形，具有很好的山地生活适应性。瑶寨讲究整体布局，建筑沿山体层叠而上，幢屋毗连，层次分明，形成独特的瑶寨风光。
水与人类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水量丰沛之地往往是聚落村寨的发祥地。瑶族村寨逐水而居、依河而兴，呈现顺应地势的散点半集中形态，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也造就了瑶寨与水系之间的关系。在水系流量较大、河道较宽、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瑶寨呈多线性分布于河道一侧的缓坡或台地上，临水而生。而建于平坝或半山坡上的瑶寨，通常三面环水，生产生活便利。
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堪舆文化认为蕴藏山水之“气”的地方是理想的居住地。瑶族聚落“藏风聚气”的择址模式，也是综合了多种影响因素的居住智慧。
土墙厝：富有畲族风情的半山居所
金欣
福建省霞浦县半月里畲族聚居村一角。金欣供图
畲族自称“山哈”，“哈”在畲语中意为客人，“山哈”之意就是居住在山里的客人。畲族散居在闽、浙、赣、粤、黔、皖、湘等省境内的山区或半山区，其中半数以上居住在福建闽东地区，畲族文化也是闽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畲族人民的居住方式和房屋建筑受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草寮厝”发展为“土墙厝”，堪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智慧结晶。
半山宜居：物竞天择的生存智慧
畲族同胞散居的地区，山脉纵横交错，峰峦起伏，丘陵密布。他们聚居的地方多溪流回绕，因受地形地势影响，溪道狭窄，滩多水急。畲族先民深入偏僻的山区，在山腰凹地、谷地等免遭风暴、山洪等自然灾害侵袭的地方定居下来，开垦土地，建房造屋，因此畲族聚居村落整体呈现依山而建的态势。
畲族人民多选择在靠近水源、朝阳无风的半山处建造房屋。这些房屋依所处的山形地貌特点散落在山地等高线上，既减少了房屋建造过程中的工程量，又减少自然灾害如山体滑坡发生的可能，还因临近梯田便于进行农业生产。畲族聚居村大多交错杂处于汉族村落群中，也存在畲、汉人民杂居于同一村落的情况，形成大散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由于长期毗邻而居，畲、汉人民之间的交流交往十分频繁，居住习惯生活习惯也极为相似。
船型屋：因海而生的诗意栖居
金欣
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的船型屋。 金欣供图
南溟之浩瀚，舟船往来。南海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秦汉时期，我国南方沿海居民已经航行于南海之上。他们滨海而居，因海而生，创造了内涵丰富的南海海洋文化。
黎族先民很早就生活在海南岛，并广泛分布于岛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黎族民居经历了从巢居、干栏到地居的建筑演变过程，体现了黎族人聚族而居、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文化特征。“船型屋”作为海南黎族群众世代居住的房屋，外形像篷船，内部似船舱，以茅草铺顶，草泥糊墙，这种独具特色的民居形式，构成了黎族聚落的场所特征。
随形就势的古老居住智慧
在我国古籍中，西汉以前以“骆越”等名称来泛称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海南黎族的祖先。黎族先民多进山避世，聚居区以山地、丘陵为主，溪流淙淙，树木繁茂。清代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提到“生黎所居绝远，外人不能至其境至黎母之颠”，黎母，即黎母山，是五指山的旧称，这一描述反映了黎族聚落选址力求安全隐秘。
就房屋营建而言，黎族聚落的择址往往是山间较为平坦的坡地或盆地。清代《崖州志》记载：“山凡数十重，每过一重，稍有平坦之处，黎人即编茅居之。”黎族先民在群山环绕之中选择平缓坡地营建居所，紧邻溪流，田地多呈小块分散状，有如壶中天地，山水交融。村落的周围种植着刺竹，形似营寨，故称“黎寨”。坡为基，背着山，前流河，间梯田，是黎寨典型的布局原则。靠近耕地，便于劳作生产；靠近水源，便于生活饮用及灌溉农田；靠近山岭及森林，利于防台风袭击，亦便于伐木狩猎。可谓随形就势，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这种居住方式，既是原始生活状态的映射，也是古老文明的精神遗存。
高山聚落：跨越海峡的百越之境
金欣
台湾宜兰县兰阳博物馆。 金欣供图
高山族主要居住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少数散居在福建、浙江等地。高山族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以渔猎生产为辅。由于生活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同，高山族聚居村落的布局和建筑形式有所差异，但聚族而居的风俗习惯、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哲学，是其共同的文化特质。
高山聚落：闽台同根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大致处于同一纬度，气候与地形极为相似，同时闽台地区多山，河网密布，丘陵是其主要地貌特征，形成了众多相互隔离的小流域。多样的山水地貌和宜人的气候环境哺育了拼搏进取的闽台儿女，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形成地域特征鲜明的闽台文化。
一直以来，闽台两地人民在相近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形成相似的聚落空间形态，呈现出因地制宜的居所选址特质。
受地形和流域的影响，高山族聚落多分布于沿河的低山丘陵和河积、海积平原处，具有典型的流域特征，聚落规模一般较小。沿海区域则利用优越的水运地理条件，聚落沿河道建造，便于交通出行及农耕灌溉。沿海地区湿热多雨的气候条件造就了高山族聚落的环境适应性，聚落多建于山坡台地或平原高地上，且多背山面水。民居建造注重防潮、防水、防晒、通风，屋顶形制多考虑屋面排水，出檐较深，屋檐下留有活动空间。聚落中的建筑朝向也考虑到季风方向的影响，形成阻挡寒流、吸纳暖流的特点。由于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聚落民居多以石材为主要建造材料，内陆森林资源丰富的优势，亦促进了夯土木构建造体系的发展。
土家吊脚楼：干栏式建筑文化的明珠
徐涵
湖北恩施土家族聚居村彭家寨。 徐涵供图
在群山逶迤的武陵山区，一座座吊脚楼临水而立、依山而筑，鳞次栉比、颇为壮观。吊脚楼，也叫“吊楼”，为苗、布依、侗、土家等民族的传统民居，多分布在渝东南及桂北、湘西、鄂西、黔东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土家吊脚楼的营造技艺愈加精妙、装饰手法愈加丰富，可谓干栏式建筑文化中的明珠。
武陵溪峒的“人世仙居”
武陵山跨贵州、湖北、重庆、湖南等地区，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带，丘峦起伏，雨水充盈。诸山环抱间，更有酉水、清江、郁江流过，遂成一幅壮丽的山水交叠、梯田迭层的画面。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土家族。武陵土家，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
在长期的山林农耕生产中，土家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宜的建筑形式，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
水稻是土家农耕经济的主要产物，在耕种条件有限的山地，土家族因地而为，兼种薯类、苞谷、茶叶等经济作物，维系着农事生产与山水生态的平衡。土家人乐享自然山林，衍生出大量与农事活动相关的特色民俗活动，例如摆手舞、茅古斯舞、铜铃舞等。土家聚落最为重要的公共建筑是摆手堂，堂内供奉着土家先祖与神话传说人物。每逢传统节日，土家群众“男女相携，翩跹环绕”，跳起质朴的摆手舞，唱起欢快的摆手歌。此外，土家女儿婚嫁的“哭嫁歌”、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火塘火铺上的熏肉、席铺而卧等，这些具有土家特色的生活方式亦反映在他们住所的空间形态上。
苗家聚落：山居水寨中的吊脚楼
徐涵
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徐涵供图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广泛分布在我国贵州、湖南、云南、重庆、广西、湖北等地。由于分布范围广，不同地区苗寨聚落中的风物习俗有着鲜明的特色，但以人居环境中的建筑载体为视角，苗族传统民居呈现出众多共性特征，形成了浓郁的苗家风情。
亚热带气候下的生境人居
我国南方的苗族聚居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湿同季、雨水充盈。适宜的山水生境孕育了苗族悠长的稻作农耕文明，构成了以水稻、耕牛、林木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体系。
苗族聚落十分重视与自然生境的和谐统一。村寨通常选址在依山面水之地，或山坡腰地之间，临水源、近耕地，并且依据自然资源的分布，灵活布局村落的规模。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漫山的吊脚楼依地势层叠起伏、相连成片，蔚为壮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苗家村寨，则形成了依水而居的水寨。除了村寨内的民居建筑，苗族群众在所居的山林环境中还营造出铜鼓场、歌垣台、神树台等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和民俗仪式活动的自然场域，形成了吹芦笙、击铜鼓、赛龙舟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苗族传统民居多为干栏式木构建筑，巧于地势之利，形成半山吊脚楼、滨水吊脚楼，或全干栏楼居。架空的柱基层、开敞的围护表皮、轻盈的凭栏、参差的屋檐，这些建筑特色生动地反映了亚热带气候的湿润特征和水田稻作、耕畜蓄养等生产方式的需求。
苗家吊脚楼的平面布局为“前室后堂”，以三开间居多，其余各房间围绕堂屋布置。空间使用功能的分布因借地势，按照垂直高差分为三层。架空的底层为苗家的生产空间，多用于牲畜饲养、柴草存放，或是碓米的场所。底部柱间可连通、可隔断，依据生产活动需求开敞或封闭，如有需求可增设晒台。二层的木板层为苗家人的主要居住层，由堂屋、厢房、火塘间、退堂、厨房等组成。堂屋为一个家庭的中心，供奉先祖，装饰考究。退堂与凹廊处于视野最佳位置，为半户外的开敞空间，设有凭栏美人靠，风情无限。火塘是苗家日常生活起居的中心。居住层之上的三层是储藏中心，也是谷物粮食的风干之所。吊脚楼三层分区清晰合理，将农家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
（编辑：张雪娥）
- 前一则: 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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