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这一有着与太阳一样光芒和色彩的奇妙物质，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如同一条金色的纽带，跨越时空，串联起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璀璨光芒。

　　“自古黄金贵，犹沽骏与才。”在中华文明史上，黄金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自古以来，“金”一直是尊贵和权力的象征。中华文明在迈入国家文明形态的初期，便与黄金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黄金历史与文化，至今仍闪烁着耀眼光芒。

　　1 流金岁月——照耀中华文明前行的金光

　　在中华大地上，黄金的使用大致经历了起源探索期、初步发展期、成熟与统一期、鼎盛繁荣期和多元转型期。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实证了中华文明演进与融合中的多元一体，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辉煌的“金色传奇”。

　　据考古发掘，约4000年前，河南汤阴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可能已将金砂与陶片巧妙融合，开始对黄金使用的探索。数百年后，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凭借纯熟的工艺，制作出金耳环、金鼻饮等饰品，让闪闪发光的黄金真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黄金的魅力如涟漪般扩散。新疆、内蒙古、北京等地的先民也开始制作金耳环，为日常装扮增添光彩。

　　商代前期，黄金的光芒照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西等地都留下金器的足迹。这个时期，黄金制品的种类已十分丰富，陕西渭南华州出土的月牙形金项饰，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夔龙纹金叶，以及郑州商都书院街出土的金覆面、金泡、黄金镶嵌绿松石牌饰等，无不展现着中华先民精湛的工艺和对美的追求。

　　商代中期，黄金的光芒辐射到长江流域。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湾出土的金饰片绿松石器，以其独特的设计，讲述着黄金在南方大地上的崭新故事。及至殷墟时期，黄金的光芒照亮了更广阔的天地，殷都城及其周边的“山河四省”（山西、山东、河南和河北）以及成都平原，成为金器最为耀眼的聚集地。

　　这一时期，金器种类呈现出北、中、南地区的不同特点：北方各种耳环、臂钏、金泡等金器饰品，仿佛在歌颂生命的活力，诉说着人们对美的无尽追求；中原地区则以金箔、金叶、金片等器物装饰为主，闪耀着厚重文明的光辉；南方的成都平原，金面具、金杖、金冠带，以及虎形、鱼形等祭祀品，还有那些裹着金箔的祭祀物品，无不散发着神秘而庄重的气息，在彰显古蜀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展现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北、中、南地区金器的丰富多样，宛如一曲和谐多彩的乐章，展现了商代文明的多元与统一。黄金，这一闪亮的金属，正在悄然影响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

　　西周时期，黄金的辉煌版图进一步扩展，照耀了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新疆等地。黄金的应用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北方地区，单一的身体装饰品时代悄然而去，金箔、金叶、金片、鎏金等器物纷纷登场。尤其是在西北地区，鎏金工艺大放异彩，铜戈、铜梳、铜针线筒、铜镜、金贝等兵器和生活用器的出现，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与巧思。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金饰漆觚，是文化交融的绝佳体现；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成组大型金带饰，闪耀着权力与财富的光芒，诉说着“金玉其外”的贵族生活；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出土的金柄形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的贴金箔当卢，显示墓主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

　　东周时期，“黄金时代”名副其实，黄金制品的数量和种类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工匠们的创造力如火山喷发，纯金、错金、鎏金、包金等工艺争奇斗艳。错金银的工艺更是将青铜器装饰推向顶峰，如战国中期的错金银虎噬鹿铜器座生动精美；陕西宝鸡益门出土的金柄蟠虺纹镶嵌绿松石铁剑，不仅是金与铁、玉的完美结合，更是东周黄金铸造工艺登峰造极之作。同时，黄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精致的冠饰、项饰、耳饰、手饰、足饰、带饰，传递着人们的审美追求；金质的盏、杯、盆、盒以及“卢金”“郢爰”“陈爰”等金质货币的出现，宣告黄金正式进入器皿和货币领域，功能日益多样。

　　秦汉大一统时代，黄金的光芒照耀更广阔的疆域。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成为金器流行的中心舞台。在工艺的演变上，错金、包金逐渐淡出，鎏金和纯金则占据主导地位。金丝、金粒巧妙配合，编织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立体组合器，仿佛是工匠们用黄金谱写的视觉交响乐。从身体装饰到器物点缀，从神秘的随葬金灶到精巧的金银针，再到日常用具，金器类型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120多公斤金器，更是如同一座璀璨的金山，向世人炫耀着汉代的富庶与奢华。黄金还不断深入到边疆地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发现，佐证了西汉中央政权对边疆古滇国直接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大唐盛世，强盛的经济、繁荣的文化、开放的政策，加之畅通的丝绸之路，让中华大地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熔炉。镀金、铸造、焊接、抛光、镂空等技艺的精妙运用，让一件件金器蜕变成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从饮器到食器，从茶具到药具，从香囊到宝函，唐代金器的种类之丰富、用途之广泛，无不彰显着这个时代的繁华与品位。贵族们对金器的狂热追求，还推动了黄金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了皇室垄断的局面，形成官营和私营并存的繁荣景象。

　　宋元时期，和玉器一样，黄金这类过去高不可攀的物质，开始走向商品化、世俗化。这一时期金器具有典雅、自然的艺术风格，形体小巧，清秀雅致，胎体纤薄，纹饰淡雅，题材多源于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了与唐代雍容华贵迥异的时代风格。辽金的黄金制品则显示出浓厚的草原文化风格。

　　明代，黄金器物在承袭宋元古朴典雅风格的同时，也出现装饰华丽之器。而清代金器的器型和纹饰已经全无古朴之意，造型绚丽多姿，纹饰繁缛，再配以各种宝石点缀，使得整个器物五光十色、富丽堂皇，表现出浓郁的宫廷奢华之风。

　　2 金声玉振——中华文明礼制表达的演变

　　与玉器在中华大地上拥有近万年的使用史不同，黄金是在国家文明形态形成后，从北方传入，发展至全国。随着王朝文明的发展，玉器、青铜器和黄金器物逐渐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核心元素。这三种代表当时高科技成就的不同材质，不仅各自承担着礼器功能，还相互融合，形成青铜与玉、黄金与玉、青铜与黄金三种组合的“金玉文化”。这种融合发展，亦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

　　在青铜器和黄金器物之前，作为“山川精灵”的玉，是中华先民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大汶口文化的牙璋，龙山文化的玉钺等，都是礼仪文化中的重要器类。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超万年的制陶技术相结合，则迅速完成了在地化，并在夏朝时形成以青铜容器、乐器、兵器为核心的礼制文明。与此同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的出现，标志着“‘金’（青铜）玉文化”在礼制层面的首次融合。而此时，黄金仅作为身体装饰品进入中华大地，尚未与礼文化相关联。

　　商代中期，黄金开始融入中华礼制文明，如郑州商都书院街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了表达信仰的金饰镶嵌绿松石牌饰。商代晚期，黄金在中原和北方成为身份标识，三星堆先民则将其用于祭祀礼仪。两周时期，尽管黄金在礼制中地位提升，出现错金、鎏金青铜器，但当时玉器和青铜仍是礼制系统的主角。《管子》中“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记载，就反映了东周时期玉、金、铜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下。

　　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秦汉以降，玉和黄金成为中华文明礼制的主要表达形式，并逐步融入社会生活。在“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观念的影响下，汉代黄金饮食器、金缕玉衣成为贵族生前死后的重要器具。唐代的政治体系中更是用金玉来体现身份，《新唐书·车服志》载：“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

　　宋代世俗化的金器，进入百姓日常生活礼仪之中，《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记载：“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鋜、金帔坠者是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婚嫁习俗不断演变，但“三金”作为结婚礼俗的一部分，至今仍被许多地方视为重要的传统保留了下来。

　　在中华文明史上，金玉文化的长期沉淀，故而积累了大量以“金玉”表达美好和愿望的词汇，如金玉满堂、金玉良言、金枝玉叶、玉箫金管、璞玉浑金、金章玉句等，这些至今仍浸润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炫彩金光——黄金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黄金的纯粹性和神圣感，使其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黄金对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神统一于“金”意，形外化于众态。佛教使用黄金装饰佛塔、佛像和殿宇的顶端，象征佛陀的光辉和智慧。在道教中，黄金被视为延年益寿的物质，并以此炼制仙丹。民间信仰中祭祖时使用“金标纸”，修房建墓时寻找“五行‘金’位”。现实生活中，登上“金顶”见日出，成为众多登山者的精神之光。

　　历史上，黄金在中央政权处理与地方的关系、协调族群关系，维护中华民族政治一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1956年，考古人员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发现“滇王之印”金印，将这段史书记载照进了现实。无独有偶，“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王”“晋归义胡王”“蛮夷侯印”等金印的出土，体现了各族群对中央政权价值及政治的认同。清朝在西藏地区创造性地施行“金瓶掣签”制度，解决了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延续问题，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威仪。这些金印、金瓶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策略的完美展现，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具体实践。

　　黄金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金色纽带。中华文明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区域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特别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早期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黄金艺术就是非常生动的表达。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黄金约在五六千年前的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开始被人们所使用，后来不断向东扩散，遍布欧亚大陆。中华先民虽然在约4000年前开始探索使用黄金，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利用模式。以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为代表的一批成熟金器的使用，应是受到欧亚草原文化东传南下的影响。珠化工艺、喇叭形耳环、新月形配饰、东罗马货币、虎纹圆金牌、雪豹纹金箔、狮形金箔、对虎纹金箔饰带、双联金牛头剑首等深受西亚、中亚文化影响的工艺、形制、纹样，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尤其在汉唐时期，黄金艺术展现出显著的交流、融合和创新特征。唐代出现了大量具有异域风格的金器，如鎏金银壶、金币和各种金杯等。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传统纹样如团花和缠枝花也出现在近东和中亚的文化中。宋代“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镶嵌黄金首饰，更是展示了一种早期的“供应链”模式。这些黄金饰品以成品或半成品的形式，运往阿拉伯半岛或波斯湾地区进行使用或再加工。这些现象充分体现了黄金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其与世界文化交融的过程。

　　黄金不语自高贵，熠熠生辉千百年。今天，我们来看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演进，黄金的利用史无疑是一条耀眼的线索。它精彩的身影，纵贯上下五千年，横跨欧亚大陆，传之不朽，且依然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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