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互鉴交融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周代的东夷与诸夏即是如此。这两个族群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不仅在文化上互鉴吸收，而且逐渐形成了以重民思想和天下观念为代表的共有文化，对后世华夷一统的理念具有重要影响。

　　诸夏邦国对东夷文化的借鉴吸收

　　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文献，主要由诸夏之人写就，所以诸夏邦国吸收东夷文化的记载相对较少，但是仍能够列举出一些案例。《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国在禘（dì）祀周公时会演奏东夷之乐《昧》。禘礼作为祭祀祖先的重大礼仪，所选之乐皆有深刻的礼仪内涵，将东夷之乐作为祭乐，并奏于庙堂之上，在突显周公有容乃大之昭德的同时，也显示出诸夏贵族对东夷音乐文化的欣赏与吸收。

　　《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记载，东夷郯（tán）国之君郯子出访鲁国，为叔孙昭子论述上古圣王体系，其中不仅包括作为诸夏圣王的黄帝、炎帝，也包括作为东夷圣王的太皞、少皞。在郯子看来，诸夏与东夷的圣王并无高下之别。孔子听闻此事后，不以为忤，反倒积极前往郯国就教。他回来之后，对众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自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代表华夏文化的传承者。其亲往郯国就教之事，可视为诸夏吸纳东夷文化的典范。

　　不仅是孔子，《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载，鲁国太史克、晋国的蔡墨在枚数先代圣王时，也都将少皞列在内。这说明，郯子所说的华夷兼有的圣王体系，不仅在东夷诸邦流传，也被诸夏邦国所认可和接受。

　　东夷诸邦对诸夏文化的借鉴吸收

　　莒为东夷大国。位于今山东莒南的大店墓地，是春秋时期莒国贵族墓地。其在墓主头向、殉人、器物库等方面具有自身特点，是东夷葬俗的体现，但所出土的鼎、鬲、甗（yǎn）、簋等青铜器，在形态上与中原地区铜器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应该是莒国贵族在制造青铜器时借鉴了中原诸夏邦国的铜器制作技艺。

　　小邾国出自邾国，两国在族姓与文化上同源，同为东夷之邦，其地理位置在现山东省邹城市及周围地区。《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这年春天，小邾穆公来朝见鲁昭公。在欢迎宴会上，季平子赋《采菽》，穆公赋《菁菁者莪》，两篇诗歌均出自《诗经》。可见，小邾穆公对作为诸夏文化经典的《诗经》非常熟悉，以至于叔孙昭子由衷地赞美小邾穆公，认为他能长享国祚。这表明部分东夷贵族对诸夏文化的吸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此外，东夷贵族也积极吸收借鉴诸夏贵族在名讳谥号等方面的文化。周人在名讳上颇多讲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特点有二，一是生有名而成年有字，二是死有谥。《礼记·檀弓》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尽管《檀弓》篇的成文年代在战国晚期，但结合早期文献可确定《檀弓》所载非虚。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文载器主分别称为“兮甲”“兮伯吉父”，“甲”为其名，而“伯吉父”为其字。禹鼎铭文载器主为“叔向父禹”，“叔向父”为字，“禹”为名。由此可知，周人至少在西周晚期就已经有了名、字之别。

　　而谥号作为一种敬讳，基本可以确定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实行，并流传到了春秋时期，诸夏国君等高级贵族皆有谥号。春秋时期的鲁国十二公，所谓“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无一不是谥字。这些证据均可说明，名、字二分和使用谥号，是诸夏姓名文化的一大特色。

　　传世文献记载有名有字的邾国贵族至少有两人，一曰仪父克，一曰夷父颜。邾仪父见载于《春秋经》，“仪父”为字，“克”为名。清代王引之解“克”为“刻”之通假字，“仪”为疏刻之义，名与字义相合。夷父颜见于杜预的《世族谱》，《春秋公羊传》记载邾子颜为西周晚期人，而邾仪父为春秋早期人，两人生活年代相距不远，推测邾子颜有名有字当是可信的。

　　关于邾国贵族采用谥号的记载较为明确，《左传》记载有谥号的邾国国君分别为“邾文公蘧蒢（qú　chú）”“邾定公貜（jué）且”“邾宣公牼（kēng）”“邾悼公华”“邾庄公穿”“邾隐公益”，这是六位前后相继的君主。限于材料，目前尚不清楚除了国君以外的其他邾国贵族是否使用谥号，但证明至少在国君这一级别，邾国已经采用了诸夏文化中的谥号。

　　东夷与诸夏共有共享的文化精神

　　东夷与诸夏在文化互鉴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共有共享的文化精神，其典型代表为重民思想和天下观念。《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记载邾文公占卜迁都绎城之事，史官占卜后告知邾文公，迁绎利民不利君，所谓“不利君”是指邾君会因迁都而殒命。邾文公则答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这一段话概括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君民同利，民利君必利；二是君有利民之责，为君之目的在于养育民众。

　　邾文公的重民思想与西周春秋以来诸夏的重民思想一脉相承。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的神权思想，“畏天敬祖”是各项制度的核心所在。但在重天敬天的同时，周人也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尚书》周初“八诰”就有多处关于统治者重视民众的记载。如，《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要效法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善待鳏寡孤独之人；《酒诰》记载“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强调要以民为监；《无逸》中周公追述商史，指出享国长久之君，无不知小民之苦，以敬畏之心治民且施恩惠于庶民，并希望周成王能够效法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的治理方针与勤政精神。这些理念相较“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殷商时代，有许多进步之处。邾文公也秉持重民理念，说明在善待民众方面，东夷与诸夏有同样的标准。

　　而天下观念则见载于莒仲子平编钟铭文，其文云：“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闻于夏东”，大意是莒国贵族仲子平在正月的庚午日选取上好的铜料，制作了一件游钟，希望这尊游钟所发出的旋律能够“闻于夏东”。经过学者研究，所谓的“夏东”应解释为“西东”，指代整个天下，“闻于夏东”意在表达器主仲子平希望自己闻名天下。

　　与“闻于夏东”类似，《诗经·大雅·嵩高》篇称赞周宣王之元舅申伯“揉此万邦，闻于四国”，楚国的王孙诰钟铭文中器主王孙诰自誉“闻于四国”，徐国的王子旃钟铭文中器主希望自己能够“闻于四方”。所谓“四方”“四国”皆是“天下”之义。申伯姜姓，为诸夏之人，而莒、楚、徐皆属四夷。由此可见，当时的诸夏和包括东夷在内的四夷的“天下”是同一个，这表明华夷一统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阶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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