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性理论问题，指的是在历史编纂中史家应采取“正统”王朝的纪年作为编年的标准，这就需要史家对现实中的政权进行一番价值评判，以确定哪一个政权堪为“正统”。这是以历史认识、历史编纂来论证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深刻体现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史学的密切关系。

　　正统论，又称为正闰论或正朔论。要讲明正统论，首先要讲明“大一统”，正统论事实上是“大一统”观念的体现。“大一统”观念形成于战国至汉代，反映的是从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国家形成的历史大势。“大一统”一词，出于《春秋公羊传》。根据汉朝思想家董仲舒的说法，“统”本来指的是时间之“始”，“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指的是接受天命的天子，建国后头一件大事就是重建正朔即重新确定正月初一。“一统”即建正朔何以为大？按照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创立新王朝的天子必须通过重建正朔来响应他所接受的新的天命，给天地、百姓、万物一个新的至正的开端，开辟人间历史的新时代，也开辟宇宙气运的新纪元，从而使天道流行贯通，达到“太平”之境。天下政教号令应该并必须统一于天子，于是，从时间上讲的“大一统”就衍生出空间上天下统一之大义。有学者认为，以九州为中国，加上四夷而为天下的古典空间观，出现于《周礼·职方氏》，大致形成于西汉中期至末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以天子所在的中国为中心，天下成为一个具有宇宙论意义的神圣共同体。从此，天下一统成为中国历史追求的目标，尽管中国历史上有天下统一的时代，也有政权割据并立的时代，但是，人们总是以统一为常态，以列国为变态，天下分久必合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在看来，天下观正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

　　汉朝儒家提出了正闰说，即后世的正统论。董仲舒认为，历代的盛衰兴亡其实是黑、白、赤三统的转化循环，秦朝虽然重新统一了天下，但是严苛残暴，违背了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不得为“一统”。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宇宙气运规律来解释改朝换代，认为秦虽得水德，但气运正从木德向火德转移，故秦处于“闰位”，不得为“正”，不能采用秦朝纪年来写史。可见，所谓的正闰说，首先是认定天下必须统一，必须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然而，一个统一天下的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史家必须以“道”为标准来加以判定。

　　东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长期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这一时期，正闰之争非常激烈，这意味着，在政权并立和南北对峙的历史阶段，人们却始终认为天下仍然是一个整体，天下应该也必须归于一统，所以要争论到底哪一个政权才是凝聚天下的核心即正朔所在。西晋时，陈寿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到了东晋，史家习凿齿写《晋承汉统论》，认为曹魏并没有统一天下，不得为正统，晋朝应该直接继承汉朝而为正统。南北朝时代，南北政权都自命正统，北朝政权为自己争正统的理由往往是占据中原，南朝政权为自己争正统的理由往往是继承晋朝和华夷之辨，但从根本上，他们都按照汉朝以来流行的“五德相生说”论证自己才是得了天命的正统政权。唐朝统一之后，编纂了《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一方面以“大一统”王朝的眼光平视南北政权，另一方面根据五德相生说，上推唐朝的授受关系，而以北朝为正统。

　　北宋时期，正统论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新的思想面貌。北宋前期仍推五德相生之运，以宋为火德，而欧阳修在仁宗时期所著《正统论》完全否定以五德相生的宇宙气运论正统，斥之为“怪奇放诞”之论，背离了孔子之教。他指出，只能根据“治乱之迹”“功业之实”而非虚幻的“天命”“德运”来判定正统。欧阳修将统一天下的功业作为正统的标准，认为只有统一天下才能成为天下之正统。这一正统论影响很大，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理论，理学家程颐就主张要按照是否行“王道”来判断正统，而不是是否统一天下，所以他主张在三国时期应以蜀汉为正统。

　　在北宋，以统一天下为标准的正统论占了主流，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主张这样的正统论。但是，到了南宋，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蜀汉正统论，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下申张道德优势，以捍卫南宋的正统地位。朱熹虽然也坚持蜀汉正统论，但他论正统，并不以“王道”为标准，而是仍然以统一天下的功业作为正统的标准，统一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是“正统之余”，可以算是分裂时代的正统所在。朱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东周、东晋和蜀汉为正统，而这也正是南宋之为正统的理由。朱熹的正统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互配合的，宋以后流行的道统论由朱熹正式提出，他以北宋五子即二程等北宋道学家直接上承孟子，而把汉唐诸儒摒除于道统之外。宋儒发明“道学”，道统在宋，这意味着，只有宋儒才真正掌握了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原理和正确方法，也就是说，南宋政权虽地处江南，失去中原，但却掌握中国文明的形而上学之理，掌握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道统在南宋，这才是南宋为正统更为根本的理由。

　　南宋朱子在当朝恢复中原无望之时，构建出一套以道统、正统双线整合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将“中国”浓缩、抽象为两大精神原则，即道统和正统。这是中国文明在精神向度上的深化和形而上学化，意义重大。从此，“中国”超越了具体的民族、地域、国家，而指向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两大精神原则，“中国”成为一种既具体又抽象的历史文化认同。相对于道统，正统即指“治统”之正，元、明、清三代都有关于道统和治统的重要论述。从此，治统和道统成了贯串中国历史的两大主脉，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有一种持续的向心力？表现于正统论中的文化价值——把“合天下于一”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作为追求，应该是观念上的一个关键因素。道统相传、正统相继的中国历史之“道”，使种种差异和不同兼容共在，克服、连接了所有断裂而持续存在，这对于当代文明的持盈保泰也有所启发。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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