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华夏和“蛮夷戎狄”都是历史舞台的主角。经济的发展、政治的交往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往来。经春秋至战国，华夏同王朝周边氏族部落的交融大大加速。

　　夷狄与诸夏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先秦时期，“蛮夷戎狄”很大程度上是对周边各部族的泛称，与南北西东的方位不绝对相关。西周时期的金文中有“东夷”，也有“南夷”；《史记·匈奴列传》有“北蛮”；《左传》昭公十六年中有“戎”“蛮”连称。由这些记载可知，《礼记》所载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是汉代人以华夏为视角，对各部族位置进行的整齐化归类。夏、商、周王室与夷戎存在杂居的现象，他们在血统与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国语·周语》中，周人回忆说：“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西周时期的大分封，推动部族之间的交融，使得周文化被相当数量的“蛮夷戎狄”接受，其中有大量人口转化成为周王朝子民。随着犬戎攻陷镐京以及春秋时期夷夏摩擦加剧，周人眼中的“蛮夷戎狄”逐渐出现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的贬义色彩。

　　部族之间的差异并不能以单纯的“先进”“野蛮”进行判断。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划分为六个区系类型；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徐旭生提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说”。可以看到，从氏族到国家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蛮夷戎狄”的史前文化并不落后。例如，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达到了我国史前制陶技术的高峰，红山文化的玉器制造技术也无与伦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青铜立人、青铜面具令后世叹为观止。从文字上看，“蛮夷戎狄”的释义侧重文化特征以及生存方式，不应该简单视为价值上的贬低。“蛮”的字形结构，可能反映了养蚕和吐丝的过程。商周时期的“猃狁”亦可理解为从事狩猎的人群。《礼记·王制》的记载描述了“蛮夷戎狄”外貌特征与行为习惯的差别：“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汉代学者承认各部族能“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并没有对他们过分贬低。

　　到春秋时期，“蛮夷戎狄”的生产方式已不仅仅依靠游牧，也包含农、渔、猎。在《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了天子会诸侯时各部族所奉贡品，山戎的贡品为菽，说明这一时期山戎已具备种植豆类的生产条件。虽然人们会用“蛮”“越”称呼吴国、越国和楚国的居民，但他们的文明成就非常突出，吴越的青铜铸造技术就是典型。湖北省荆州市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高超水平。金属货币的使用，说明这一时期以货币为流通手段的商品交换是频繁的。考古学家黄锡全在《从尖首刀面文“非阝”“鼓”等谈到尖首刀的国别、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中，根据河北、山西等地出土的宽头尖首刀上的铭文，推断出肥、鼓、仇由、鲜虞为春秋时期白狄的分支，白狄诸国都在铸造发行货币。义渠能够“筑城数十”；白狄的分支鼓国面对晋国围城，能够持续抵抗三个月。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蛮夷戎狄”中，有些部族能筑城，从事农业生产；有些部族具有中原列国不具备的知识与本领；有些部族已经形成更为先进的思想。

　　驹支是春秋时期姜戎首领。在《左传》襄公十四年中，晋国大夫范宣子指责驹支向楚国使者泄密，这一冲突被驹支成功化解。范宣子说，驹支忘记晋国分土地之恩，不像以前那样侍奉晋国国君，存有异心，于是不允许驹支参加向地的会盟。但驹支却回应得不卑不亢，他在感念晋惠公的恩德之余，说明所赐之地是“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他们不仅“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而且一直积极参加作战，并赋诗《青蝇》而退，讥讽范宣子轻信谗言的行为，有理有节。

　　介葛庐是春秋时东夷介国国君，据说他能听懂畜语。《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记载，他去朝觐鲁僖公，听到牛叫，指出这头牛生的三头小牛都被人用来祭祀了，所以它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来人们发现，事实果然与介葛庐说的一样，人们不得不称奇。

　　邾文公是邾国国君，姓曹，名籧篨。他主张把社稷和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得知迁都的占卜结果不利时，他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这体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位戎狄首领所具备的精神境界，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不少君王。

　　驹支、介葛庐、邾文公三位戎狄之君见于典籍，作为春秋时期杰出的精英被人们称道。“蛮夷戎狄”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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