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地处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姑臧、雍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居住之地，留下了以铜奔马、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西夏碑、白塔寺、高昌王碑和西宁王碑等为代表的大量文物遗址与历史遗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铜奔马

　　铜奔马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墓内还出土了铜车马仪仗队、青铜马俑等大量文物。1971年，郭沫若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被铜奔马吸引，将其命名为“马踏飞燕”，并联系在北京进行修复和展出。造型奇特、矫健优美的铜奔马如在空中飞驰，一足超掠飞鸟，表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匠师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铸造工艺，展出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

　　铜奔马在武威出土，绝非偶然，而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西汉时期，凉州水草丰茂，匈奴、月氏、乌孙、羌等民族在此游牧生活，其中以匈奴势力最为强大。汉武帝即位以后，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西征，击败匈奴，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朝获得了大片牧场和优良马匹，在武威周边开设马场，给马立“口籍”，开设互市，交易马匹，建设骑兵军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西走廊地区盛行车马冥器随葬，墓葬壁画上也出现“车马出行仪仗队”“出行图”，体现了河西走廊民族交流与文化融合的情况。　

　　铜奔马。　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从清同治时期始，武威南营乡喇嘛湾陆续发现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物，“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墓葬群发现的墓碑、文物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反映了吐谷浑部的迁移轨迹与文化融合进程。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太康年间在首领吐谷浑带领下从东北地区向西迁移。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在沙州（今青海贵德一带）建立政权，以祖父名吐谷浑为国号。十六国时期，吐谷浑部逐渐强盛，辖域广大，东及叠川，西到于阗，北至高昌，南达秦岭。贞观八年（634年），唐朝派兵出击吐谷浑，有力维护了边疆安定。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弘化公主嫁与吐谷浑王诺曷钵。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政权为吐蕃所灭，诺曷钵携弘化公主和王族逃至凉州，居于祁连山一带。之后，唐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安乐州（今宁夏同心县）等地安置吐谷浑，部分迁居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河东（今山西临汾、运城一带）、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融入其他民族。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慕容智墓石志盖。新华社发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墓穴多为单人葬，殉葬整马，潜葬，选址具有“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特征，金银器上有“有翼神兽”，保留了游牧文化的特点。墓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丝织品，墓中有人物壁画、天象图、镇墓兽、白葡萄酒、唐周飞白书毛笔，《慕容智墓志》上刻有根据汉字创造的吐谷浑文字等，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墓葬还发现大量异域货币、金银器、宗教用品等，说明吐谷浑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受到多元文化影响。

　　西夏碑

　　西夏碑，又称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汉夏合璧”为其重要特征。清嘉庆九年（1804年），武威学者张澍到大云寺游玩，发现一座刻有类似汉字的石碑。经辨认，发现上面载有年号，为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判断此文字就是西夏文。

　　西夏碑碑额（拓片）。　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强盛时，疆域东到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圆万余里，生活着党项、汉、回鹘等多民族。西夏推崇儒学，崇奉佛教，修建了护国寺等寺院，同时结合汉、吐蕃、契丹等民族文字创造了西夏文。西夏碑以及其他西夏文物的发现，揭开了西夏历史的面纱，也展示了多民族融合的历史。

　　白塔寺

　　白塔寺，又名幻化寺，为藏传佛教凉州四寺之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建立蒙古汗国。之后，他的子孙在各地封王，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驻守凉州地区。阔端通过深入调查，掌握了西藏地区的基本情况，决定迎请当时在西藏最具政治号召力和宗教影响力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到凉州会谈，共商西藏归顺大计。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顺条件。会谈后，萨迦班智达执笔写下致西藏各僧俗首领的公开信，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均表示接受他与阔端议定的条件。元朝建立后，对西藏地区行使行政管理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个行政区域。

　　白塔寺。图片来源：武威市政府

　　萨迦班智达圆寂后，阔端命人举办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修建一座白塔安放灵骨，幻化寺由此改名为白塔寺。白塔寺不但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见证，也是民族团结的见证。

　　高昌王碑和西宁王碑

　　高昌王碑和西宁王碑都发现于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石碑沟村。高昌王碑，青石质，碑残，蟠螭首，残高1.3米、宽1.9米、厚0.52米。碑阳汉文楷书，碑阴为回鹘文，详细记载了从巴尔术阿尔忒的斤到太平奴八代回鹘亦都护高昌王世系、事迹及回鹘起源、流派及西迁等。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赵世炎篆额，元代著名学者虞集撰文，礼部尚书巎巎奉敕书丹，元统二年(1334年）立。石碑保存较好，对研究高昌回鹘史和元代书法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西宁王碑，青石质，蟠螭首，龟趺座，通高5.8米。碑阳额篆“大元敕赐西宁王碑”八字，首题“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正面碑文为汉文楷书，碑阴为回鹘文，记载了元平章政事斡栾及其先辈有功元朝，其父忻都公被封为西宁王事迹及回鹘在河西居住和发展的历史，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立。石碑保存完好，对研究回鹘史、元史及元代文学、书法、雕刻艺术等具有重要价值。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化资源。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讲清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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