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距今3800年至3500年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遗址，拥有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为代表的最早的官营作坊区等诸多重要遗存。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也被认为是探索中国王朝国家起源的关键遗址和重要对象。

　　今年9月，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进展。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较为丰富的制陶和骨角器遗存、800多片外表带有红漆的陶片、祭祀区以西的夯土建筑和“居葬合一”布局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城的内涵，为了解上述区域的遗存分布、布局及历时性变化情况，认定祭祀区以西区域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为认识当时的社会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里头遗址总平面图。本文图片均由赵海涛提供

　　1、彰显三千多年前的王朝气象

　　1959年夏，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在随后60多年的发掘中，遗址发现了丰富而重要的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有一系列“王朝气象”的体现。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和关于西周营建成周的文献来看，西周时已认为“有夏之居”的洛阳为“天下之中”，而二里头遗址恰恰就位于洛阳盆地，说明当时已有择中建都的规划。

　　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都城营建之初即有严谨、规整的规划。二里头遗址都城中心区有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的道路，道路宽10米至20米，纵横交错，呈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了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宫殿区南侧的东西向大路上还发现了双轮车车辙痕迹。这4条大路不仅具有通行功能，更重要的是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重要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还修筑了城墙，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殿区的周边，还有祭祀区、贵族聚居区和墓葬区、加工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这种“井”字形道路网络布局，奠定了都城规划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都城存在的末期。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其内已发现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构成二里头都城的核心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宫殿区内建成了中国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宫殿区外无围墙的都城整体布局一道，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晚期在宫殿区外侧、早期道路的内侧，修建有宫城城墙，形成王室禁地。宫城内有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整个宫殿区方正规整，布局严谨，宫室建筑结构复杂，中轴对称，显示了宫殿区和宫室拥有者在都城中的核心地位。

　　等级分化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400多座墓葬中也有显现。目前已知第一等级墓葬20余座，仅发现于二里头都城，且分布于宫殿区及其周边，墓穴面积多在2平方米以上，一般铺朱砂，随葬铜、玉、绿松石、漆、陶礼器等。这些墓葬中随葬的青铜爵、斝、盉、觚、鼎、铜牌饰、铜铃、戚、戈、钺、刀、圆形器等，组成了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礼乐器、礼兵器群。青铜礼器仅见于这一等级墓葬中，表明青铜礼器是金字塔式等级社会中顶层统治阶级身份地位的标志。其中，爵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核心。象征军权的玉璧戚、玉圭、玉牙璋、玉钺、玉戈、多孔玉刀等大型片状有刃玉器，与可能用于祭祀的柄形器等，组成了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群。2002年，考古队在宫殿区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70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嵌片拼接、组合而成，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为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所罕见。

二里头遗址2002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九宫格”中路的宫殿区以南，是位于都城中路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作坊区外围的围墙，说明其为社会上层所控制、垄断。铸铜作坊位于作坊区南部，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位于作坊区东北部，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齐全的设施，繁多的工序，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反复的使用，都表明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造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的生产。

　　此外，二里头都城发现了多处祭祀遗存较集中的区域。其中，一处分布于“九宫格”中路的宫殿区以北，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另一处分布于宫殿区东北部，面积约2200平方米，深度4米至6米，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多处以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宫殿区内和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2020年以来，考古队在祭祀区以西新发现贵族居住区、墓葬区，还发现一座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祭祀区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分布集中，且层层活动面相叠压，表明二里头都城中祭祀活动盛行。

　　总的来说，二里头都城“九宫格”式的布局，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显示了二里头王者在都城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抱负和蓝图。都城内层次清晰、等级有序的布局结构，也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规划特点。王权、神权的高度集中更表明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在这里形成。如此具有“王朝气象”的都城，很多学者认为其与夏王朝高度对应。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

　　2、二里头王国诞生和发展过程反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

　　夏朝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二里头王国诞生和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强势崛起。在二里头横空出世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境内各区域文明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共性。距今5300年到距今3800年前后，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距今38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最晚阶段，中原地区社会持续动荡，区域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加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率先发生了重大转变，蜕变为更加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政治统治架构也逐步在中原地区确立。

　　兼收并蓄。在强势发展的基础上，踌躇满志的二里头王者们“怀柔万邦”的政治、经济实践，甚至可能还包括军事实践，是推动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地区最早“核心文化”的强劲动力。二里头文化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就是这些实践的有力证据。

　　二里头文化中，陶质酒礼器中的鬶、盉和爵都应是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的，大型的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少量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鸭形鼎，以及其上的云雷纹等，可能是在东南地区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二里头都城贵族墓葬出土的玉鸟形器和柄形器，应来自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尽管尚不能确定具体来源，但可以肯定其产自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海域。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来自早期北方草原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二里头文化罐类陶器口沿上的花边装饰，应来自西北地区。最新发现中，出土于一座高规格墓葬的蝉形玉器，长近4厘米，与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玉蝉相似，可能与该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二里头，不仅有文化的交流，驯化的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更是改变了中原地区的食物结构，带来了农副业的革命；西北地区青铜冶铸技术与中原陶器制造技术的结合，也催生了我国早期青铜文化，开启了发达、繁荣的青铜时代序幕。可以说，二里头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

二里头遗址1975年出土的青铜爵。

　　辐射影响。二里头文化向四方不断辐射其影响力，形成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的象征物而被接受，中原王朝与一些区域的社会上层甚至可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结盟。

　　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之一――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类的牌饰现存总数达14件，多数被认为是在二里头都城或二里头文化其他都邑性遗址制作。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因缺少共存遗物，且有长期传世后埋藏者，这些玉璋的年代不能轻易断定。不过，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我们认为，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这场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且都以二里头文化兴盛期的文化交流为契机。

二里头遗址1984年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众星捧月。在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落中，除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都城外，还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10万至3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中心聚落分布在交通要道、资源产地或政治、军事战略要地，外围多有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和高等级的墓葬。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有20多处，集中于河流水系近旁的交通要道或生产中心。每级中心聚落周边，分布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由此可见，中原腹地已经形成了以二里头为中心、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且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地区的庞大聚落群。这很可能是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二里头遗址1987年出土的青铜鼎。

　　3、研究中国王朝国家形态和夏商历史的关键遗址

　　学界多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王朝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

　　二里头文化是相当于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后者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都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二里岗期和殷墟期，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治方式，吸纳了更广大区域的祭祀形式，确立了早期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特质。这包括城市规划方式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室制度、墓葬制度，以及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等。

　　仅就青铜礼器的使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明确，占有鼎、爵和其他青铜礼器与否以及数量的多寡，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鉴于此，著名汉学家艾兰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商王朝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以商文明为中心的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交流网，并在此后进一步拓展，形成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乃至为秦汉王朝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总之，二里头文化彰显了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文化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从考古学上来讲，二里头时代正处于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点。二里头遗址以及相关的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点，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

　　（作者赵海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王浩玄、王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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