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起源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精神源泉。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广泛影响力？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进行探究和解答。

　　比较研究的视角古已有之。中国历代史家都重视记载外来信息，并且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对于外来信息的描述越来越精确，也越来越丰富，文明比较研究逐渐展开。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比较视角也广泛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献记录、史学著作中。历史上，各种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和融合，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图像记录，也体现在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和遗存中。

　　在中国史学界，当世界史正式成为史学门类的一个学科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就已经在不同领域开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比如，史学界在上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讨论中，就有比较研究视角的切入，也有学者在文明比较的框架下创立“中西古典学”，深刻思考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者也注重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和国家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如对东西方器物和技术的交流研究等，这类研究在资料选择、议题视角、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极大拓展了文明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古代文明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资料来源学术性不足，综合性研究著作中的资料和证据大多为二手资料、三手资料，有些论据来自学术普及读物。再如，术语翻译来源不准确，直接导致术语使用不当，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注意加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我们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一方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对等性。中国史前时期的比较对象应该是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的史前时代，不一定拘泥于年代的绝对一致，但是发展阶段应当大致相当，如希腊古典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演进形态的比较。另一方面，要明确研究对象的范畴。比如，研究对象要包括世界主要古代文明，如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等早期文明起源区域的原生文明，也包括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等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次生文明，以及古代非洲、古代美洲等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明，还应包括受核心文明影响的周边区域次生文明，如古代西亚文明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圈、中华文明圈等。通过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明确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和脉络，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此外，还要注重突出重点。比如，应侧重对文明的起源、结构、模式、发展和变迁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对文明的传承、交流、互鉴与断裂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文明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明确人类文明发展的形态，深化对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的认识，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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