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理念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这一理念可以细化为：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化观。隋唐时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以较强的时代特征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隋唐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鉴往知来”的作用。

　　疆域与边界

　　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这是早期先民的一种基于地理认知基础上的政治理想。《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将“地理”作为单独的分类，这不仅是地理学的起源，亦是“先王之化民”的政治因素使然。

　　受政治上空前大一统格局的影响，隋唐时期的史学著作撰述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已自觉地为统治者“总揽天下大势”提供参考。唐初，《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探讨，它指出，“体国经野，以为人极”“分疆画界”是政治统治的传统。到了中晚唐时期，杜佑在《通典》中提出：地理的作用在于“撮机要”，而非单纯的“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等记述性工作；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于“四夷从化，即人为治”的道德理想，疆域与统治的关系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

　　古代中国的地域辽阔且边界界定多以自然天险为分隔，极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物产和地理优势成为优先发展的客观条件，它们在早期史学著作中得到了相对详细的记载。但是，随着民族融合与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了解与交往也进一步加深。随之而来，崇尚民族纪事的历史记述，其范围自然而然地有了大规模的扩展，新发展起来的少数族群的活动得到了“大一统”理念关照下的准确反映。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乌桓、鲜卑、蠕蠕、氐、突厥、铁勒、芮芮虏（柔然）、吐谷浑、奚等民族的史传类目，这是此前不会出现的宏大篇幅。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自然到人、由区域到疆域、由统治范围到边界确认的过程。其间发生的变革或微调是为中间环节的统治理路，或曰政权博弈的结果。这一理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势不可挡的自然进化过程。

　　政治与正统

　　正统是古代政权存在的理论基石。民族矛盾凸显时，正统论会有不同的意涵。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民族以及建立的政权都曾努力争取合法性，竭力以“中华正统”自居。《晋书》创立了载记的体裁，分别将前赵、后赵、前燕、后燕等十四个政权，只称呼为僭伪，而不辨华夷，“既具本纪之纲领，复有列传之委曲”。其巧妙之处在于，既解决了以汉族为正统中心的不可质疑性，也厘清了民族割据状态下写入同一正史的单向逻辑。针对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的历史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从早期正史中提出的“五胡乱华”，到民族史学者所提出的“五胡治华”，乃至“五胡兴华”。“乱、治、兴”这三个感情色彩逐渐提升的字眼，体现出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肯定性评价：既孕育出民族融合的萌芽，也悄悄培育出大一统的萌芽。

　　大一统思想中包含着正统观念，正统观念是指能够统一全国的某个政权所具有的承袭于华夏文化的合法性。来自塞内塞外、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大迁移，在带来关系重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在多民族的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是统治者和史书编撰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唐修“五史”较好地贯彻了“华夷一家”的理念。唐高祖李渊以“胡越一家”为自豪，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华夷平等、胡汉一家的看法，既是对当时庞大局面的讴歌，也是自信心态的流露。

　　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观念逐渐成为人们共识。唐初修撰的《隋书》，首次按照方位梳理了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将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民族分立与统一的问题融入到了“经略四方”的雄心中。这体现在处理民族关系的两大原则上：一是从早期的“华夷之辨”到“以夏变夷”的主张；二是中央逐步推行羁縻政策、和亲联姻、纳质宿卫、互市贸易，在必要时候，也不排斥武力征伐。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政权的建立者并非都是汉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也渴望实现“天下之主”的政治秩序，即正统。“中华”与“夷狄”是可以转变的，刘渊曾以“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间脉络来看，隋唐时期的地位得到极大的重视，包括民族历史、民族习俗、民族政权等，特别是“华夷之辨”强调“无隔华夷”，展现了民族关系在曲折演化中走向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向。

　　文化圈的形成与辐射

　　在中国古代，“皇帝”作为中原政权元首的名号，得到其他各民族的认可，因为这代表着道统、法统、治统的至高无上。中原人民对“天可汗”的接受，是对游牧民族在心理和思想上的接受，这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在价值理念上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交流、交往、交融正在走入“深水区”。以海纳百川的情怀兼容华夏大地乃至域外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兄弟之邦的情谊对待戎狄蛮夷。大一统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图景。

　　在域内，唐朝刚刚建立，新成立的吐蕃政权与唐王朝存在互相试探的态度，唐高祖李渊提出了“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唐朝的和亲性质，与汉代迫于匈奴的军事压力而开展的和亲迥然有异。通过和亲，不仅可以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文化认同，而且可以换来较长时期的和平，可以促进彼此价值理念的同行、同化。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故事，在官方史书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中，细节记载虽然不多，但体现出吐蕃对大唐繁荣强盛的倾慕。松赞干布曾经不无骄傲地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吐蕃首领，将大唐视为“天朝上国”，说明对于大唐“天下共主”的认可。与和亲的有效性限于皇室不同，移民则成为民间的自发行为。仅贞观年间，移民中原地区的突厥、契丹等民族人口即有六七十万。此外，中亚、西亚地区的人亦蜂拥而至，使节、商旅、僧人、贵族往来穿梭，在为唐王朝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思想的碰撞更加活跃。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华文化在接触异质文化后，有甄别地选择吸收、除旧布新，使本土文化兼容并包、大放异彩。

　　在域外，唐王朝在政治生活中对待非汉民族持完全开放信任的态度，换来的自然是非汉民族对王朝的强烈认同。《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旧唐书·李大亮传》：“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对于域外关系的认知，形象地体现出唐人刻到骨子里的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是从先秦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大一统”的观念，依托帝王之序，融入到了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官员作为统治群体中的精英，其来源反映了国家取才用人的态度。有些外国朝贡使者，在长安或洛阳等繁华都市居住数十年而未归，唐朝政府让他们自愿选择归国还是留在大唐。《资治通鉴》记载：“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事实上，“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寺）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自主选择留下来的部分胡客被安排进了唐王朝最重要的禁军——神策军，说明唐朝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以及民族成分观念之淡薄。2004年，西安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也为这一图景提供了生动的注脚。《井真成墓志》记载，36岁的井真成“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被授予“尚衣奉御”，尽管这或许只是象征荣誉的赠官，依然显示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充分信任。

　　唐律规定：内附各族及外国人与唐人婚配所育子女，均为大唐百姓。那些来自异族和域外的人们乐意与唐人结婚，意味着自愿放弃原有的身份成为大唐的臣民。长时间居住在中国，这些异族与域外人士早已实现了“华夏化”。无论是语言、习惯、观念还是心态，业已融入了大唐，大唐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陈寅恪指出：“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看，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割据的局面，由分裂纷争状态下走出来的民族更容易迸发出开放包容的精神，更容易海纳百川，更容易创造出“和而不同”的新局面。隋唐王朝的大一统格局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冲突为主的基调，进入了众族融合的新时代。“和而不同”的理念，不仅促进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开创与拓展，也使得“胡汉一家”的思潮得以流行。隋唐时期的族群血缘、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的深度融合，不单以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或武力征伐而停滞，这正是中国在经历近四百年的分裂对立之后，依然能够建立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统一王朝的原因。强盛如隋唐者，在千余年来形成的民族融合基础上，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到了行政版图中，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定鼎的作用。凭借先进的制度、强势的国力、多元的文化，国家治理的格局以别具风采的“大唐气象”辐射到了更远的异域与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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