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

　　■新中国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主要表现为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研讨受到关注和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

　　■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史学有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以研究和阐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步入新的探索与发展时期。

　　探索与发展历程

　　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史学史的意识乃至史学史的思想，早已有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受梁启超影响，有些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20世纪40年代有几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面世，包括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几部著作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草创时期的学术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迈上探索与发展之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为新的探索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时期，其标志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研究的大讨论。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参与研讨，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范围和内容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起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史学史研究路径的作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署名师宁的文章《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指出：中国史学“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在今天仍有其科学价值。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研究者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必须善于区别精华和糟粕。在这里，作者把史学史研究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都讲到了。同时，根据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订的计划，北京和上海一些高校历史系开始招收中、西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的发展之路。一些高等学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机构，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逐年增加，加之全国性的中外史学史研讨会经常举办、海峡两岸史学史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史学史研究形成生机盎然的局面，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研究领域不断开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比如，积极探索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和路径已成为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就要求史学史对我国史学的学术遗产作认真清理，并对其中的优秀内容进行转化和发展，为当前史学发展所用，以彰显史学的继承性与民族性。这对于中国史学史发展而言是新的发展机遇。

　　取得显著成就

　　走过70年的探索与发展之路，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系统撰述类型多种多样。一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撰述，旨在总揽全局、疏通脉络、揭示规律，而各种专著则又各有侧重、风格不一。概括说来，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面世的两部著作，即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它们都以断代史观念为框架进行撰述。之后出版的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大致同此。第二种类型是以社会形态划分作为撰述内容的框架，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理念上与此书相近者有施丁著《中国史学简史》。第三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进程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谢贵安著《中国史学史》。第四种类型是以断代史的观念与各断代时期史学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和特质相结合，作为撰述的框架，如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等。第五种类型是把中国史学史概括为3个阶段形成整体框架，即：“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的终结”（中唐至清中期）；“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参见谢保成著3卷4册《增订中国史学史》。由此可见，撰述内容在结构上的不同类型，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史学史的整体把握与发展状态的不同认识，显示出各自的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有基本的共同点，即都彰显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成果积累的丰富性。

　　断代与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断代与专题研究的开拓，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的表现。数量众多的断代史学史与专题史学史，以及史家传记、史学名著评介、史学史资料编年、史学史文献整理等专著不断涌现，形成异彩纷呈的发展态势。首先，断代史学史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先秦史学史、秦汉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汉唐间史学史、六朝史学史、隋唐五代史学史、宋代史学史、辽金元史学史、明代史学史、明清史学史等，这些断代史学史研究各具特色，如许殿才著《秦汉史学研究》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思路开阔、立论新颖。其次，专题史学史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关于官修史书研究，分别有唐、宋、明、清的官修史书研究（包括明清实录研究），论述朝廷修史制度、作用、成就及其局限。关于修史制度研究，有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王记录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胡逢祥等著3卷本《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是一个史学群体积20余年之功而成的鸿篇巨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专题史学史研究。一是关于系统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论著，如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等。二是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史金波、关志国所著《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论集，因研究对象不同、视角不同，可谓“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如朱维铮著《朱维铮史学史论集》、李红岩著《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瞿林东著《唐代史学论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的学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如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杜维运著《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等等。

　　理论研讨日趋热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理论探讨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史学史研究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这是因为史事反映人们的感性认识，理论则反映人们的理性认识，是认识史学的高级阶段。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出版。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力图在这方面作出总结的著作。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以及现已出版5辑的系列论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汇集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讨论范围宽广，多有别出心裁之作。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反映了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此外，于沛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纲领宏大、论述翔实，是一部开创性著作。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60年代，白寿彝提出史学遗产中“有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推动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研究。瞿林东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这一领域极具规模的首创之作。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明代历史理论研究》《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等。李振宏著《当代史学平议》，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成果，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伴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发展、开拓进取，在研究者的认识、著作的类型、理论的发掘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呈现日新又新的态势。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史应继续推进各方面研究走向深入，并着重发挥自身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和成果丰富的优势，努力在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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