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邱华栋。　本人供图

     歌舞剧《杏花之约　丝路龟兹》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演出。该剧以龟兹文化为主题，融合石窟壁画、龟兹歌舞、古典诗词等元素，给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克孜尔千佛洞。新华社记者　高晗摄

　　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邱华栋最新创作的一部力作，全书包括《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和《敦煌七窟》6个部分。在这部作品中，邱华栋以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6座西域古城为载体，穿梭于想象与现实之间，再现庞大而壮美的西域，于历史文化中重寻并展现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围绕《空城纪》这部作品，本报特邀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张凡与邱华栋进行对谈，听作家讲述小说的创作经历，带领读者一起走进神秘恢弘的西域往事。

　　“一部关于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张凡：您生于新疆、长于新疆，《空城纪》无疑是您对故乡的一次深情致敬。在作品中，您将自己对故乡的深厚情感转化为深情的文字表达，能详细介绍一下您的创作思路与实现方式吗？

　　邱华栋：一部作品的酝酿和诞生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空城纪》的写作建立在阅读大量史料和实地勘察的基础之上，我花了30年时间逐步构思，用6年时间最终写成。

　　年少时，我去了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当地人说这座废墟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之后，我又造访了很多地方：高昌古城、交河故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故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汉晋文献里关于楼兰的记载早已断流，而如今人们对楼兰反而更加神往。十多年前，我也曾和一些朋友到楼兰古城一探究竟，在若羌县楼兰博物馆看到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行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让我直观地感受到西域自汉唐盛世以来丰富的历史与文化。

　　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中国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社会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

　　在倏忽而逝的生命旅程中，人会对历史和记忆、时间和空间产生敬畏。在我脑海里，公元纪年后的第一个千年，汉、魏晋、隋唐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演绎出无数场景，一个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撞开那些本来覆盖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变得越来越清晰、响亮。于是，我将这个世界命名为“空城”，其目的是复原这些废墟。我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记录，是为“空城纪”，既“复活”历史，也以文学的方式重现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我要借助我的文学想象，让西域空城不空，生出新城。

　　张凡：小说《空城纪》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厚、生趣盎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它让读者了解到新疆自汉唐以来上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在您看来，当今时代，作家应如何传承和书写历史文化记忆？

　　邱华栋：传承和书写历史文化记忆，要求作家有热情和热爱，也要求作家积累大量历史文化知识。对作家来说，书写遥远、宏大的历史所需的虚构能力，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用文学填充巨大的时空，除了要用到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实地勘察外，更需要发挥作家的想象力。比如小说中描写《霓裳羽衣舞》的演出、龟兹古乐的演奏等，除了文献的积累，艺术想象也很重要。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我怀着兴趣搜寻西域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以说，无论抒情还是叙事，我在小说中都竭尽对西域的赞美。西域在我的小说中如诗如画、大美无疆。如此说来，《空城纪》是我的一部关于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展现西域和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张凡：在《空城纪》中，您不仅传递了西域音乐、壁画、石窟、帛书等专业知识，还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对国家、对民族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对整个故事的发展和创作主旨的升华起到了重要作用。您在写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邱华栋：是的，张骞、细君公主、冯嫽、弟史、班超班勇父子、傅介子等很多汉唐文献中记录的历史人物，也出现在我的这部小说中。自汉唐延伸到当下的两千多年的时空中，我试图以鲜明的例证来展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生动细节，这也是小说立意的深远之处。在文学创作中，树立和坚守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非常重要，写作历史小说尤其要加以强调，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珍惜。

　　回望和书写历史，要从细节入手，人物的书写尤其如此。比如在这部小说中，历史人物出场时，我会着重描绘他的心理活动，让鲜活的历史人物表达出汉唐时代的初始强音。写作这部小说时，我身在北京的书房，可始终心系西域，仿佛回到了汉唐盛世西域大地上那些奋斗和掘进的人物中，回到神话传说甚至民俗信仰中，寻找延续至今、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张凡：在这部小说中，您巧妙地将西域古城的故事延伸至当代，并融入现代语汇和新潮词语，使得这部小说既具有浑厚的历史底蕴，又洋溢着鲜活的现代气息。采取这种古今对照、传统与现代交互的叙述模式，您希望表达出怎样的文化观念？

　　邱华栋：这次写作探索圆了我几十年的西域梦。当一个作家已经动笔写作三四十年，他会渐渐丢掉那些最初催动下笔的激动，变为履行写作的劳动。换言之，当作家开始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状态，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寻找新鲜的写作资源，而是把自我感知到的事件、时代、状态转化为文字。我试图将历史遗迹中的器物作为支点，用大量细节来呈现历史宏阔的质感。

　　可以说，《空城纪》的一大特点就是活色生香，充满了很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小说中，在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舞会上，地上散落的配饰、空气中飞洒的汗水与弥漫的脂粉气，让读者能够通过想象，身临其境当时的历史现场；而借由汉代流传下来的古老乐器，我为虚构的故事本身架起历史的脊梁。通过对史地资料的运用，我试图通过这部作品展现西域和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让人们听到历史深处那些脆薄的、窸窣的声音”

　　张凡：从《北京传》到《空城纪》，您不断在非虚构和虚构作品之间穿梭，这种写作方式是如何形成的？让历史小说有纵深、有韵味、有回味，您有怎样的创作体会？

　　邱华栋：我写作不喜欢重复自己，一般左手写一部小说，接下来右手就写一些散文随笔、诗歌等，这样会保持对写作的好奇与热情。历史小说是当代小说的一种，是给当代人看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入当代人对历史的判断、温情和敬意。《空城纪》书名中的“纪”，指的是《史记》的纪传体。用“纪”“传”文体写作，会让作品具有时间的跨度和历史的纵深。因此，我的《北京传》写了三千年的北京，《空城纪》写了两千年的西域。

　　在《空城纪》中，借助文学想象，一座座废墟还原成宫殿城池，一个个人物从魏晋汉唐史书、壁画雕塑中走出来，他们的生命被瞬间照亮。文学的魅力在于，让人们听到历史深处那些脆薄的、窸窣的声音。

　　张凡：创作小说《空城纪》时，您舍弃了环环相扣的线性结构，而是采用石榴式的并列组合结构，由30个短篇组成6个中篇，这样的章节设计有什么优势？章节上按照从“二”到“七”的顺序，“一”的缺席是特意安排的留白吗？

　　邱华栋：“一”并不缺席，《空城纪》的后记叫《盛代元音》，其实“元”就是“一”。我想强调的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初始强音，如汉代的开拓进取精神、唐代的开放包容精神等。

　　我认为一部长篇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小说的结构。就像盖一座大厦，必须要设计好整座大厦的结构。几年前，老友从新疆寄来石榴，我切开来，发现这颗石榴有6个子房，每个子房里有很多石榴籽。我忽然来了灵感，觉得可以按照这样的结构来构思作品。于是，在写作《空城纪》时，我采取石榴式的结构：整体是个长篇，剖开是六个子房，里面有很多石榴籽。

　　如果将全书6座古城遗址的故事拆解开来，又能分成30篇以上的短篇。相当于我在“装配”这部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此外，石榴式的结构与石榴作为文化交流信物的双重特质，使小说的结构与内容也形成有机联结。小说的结构，冥冥之中跟汉唐时期的历史人物经验、历史风物相勾连。小说的6个部分对应石榴的6个子房，每一部分中的小故事与其中的人物就好比石榴籽，各自独立，但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张凡：您在《空城纪》中经常以第一人称视角重新组织历史叙述。在您看来，运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中国西域的历史与文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或效果？

　　邱华栋：这部小说的主体讲述者是“我”。但是，“我”的身份极为丰富，可以是一个女人、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大牢里等死的囚徒、释迦牟尼的好朋友，也可以是一枚铜钱、一匹躲藏在岩画中渴望获得长生的马，还可以是在北京798艺术区游荡的当代人等。

　　总之，这个变幻莫测的讲述者在《空城纪》里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他天马行空，目光所及或所到之处，都在掌控之中。西域成为传奇，与这个讲述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想，小说文无定法，敢于突破界限的作家，才有希望、有可能成为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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