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玫瑰燕山龙”是苏秉琦先生1985年11月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讲话提纲“晋文化颂”中的第一句，比喻黄河流域以玫瑰花彩陶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西辽河流域以玉雕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苏先生将这一交汇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初形成联系起来思考：“牛河梁的‘坛庙冢’正体现反映的是远在六千年前后或六千年间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两大经济类型交会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最初形成。”对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理解。

　　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密切交流，同这两支文化有着相近的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相近的发展道路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人口较为密集地区，包括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在内的诸史前文化，虽然依据不同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可以划分为若干区域文化，但跨进文明社会都走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在物质生产相对匮乏的条件下精神文明超前发展的共同道路，这也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多层次交流融合的基础。

　　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以仰韶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影响为主，所以，探讨两者关系，主要研究对象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中来自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彩陶即“华山玫瑰”，东北地区当地发展起来的玉器即“燕山龙”及两者关系，特别是在南北文化交汇推动下产生的“坛庙冢”，是研究的重点。

　　彩陶和玉器的对话、“坛庙冢”出现等南北交汇的成果，年代都在距今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表明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流，在距今5500年前达到高峰。

　　据研究，这一时期是中华大地诸史前文化频繁交汇的时期，也是跨进古国的时期。文献所记“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史记·五帝本纪》），是这一时代特点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除了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以外，以仰韶文化与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等的交汇影响最大，且经历了先以西对东影响为主、后以东对西影响为主的过程，标志是在靠近东方的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和小口尖底瓶逐步被来自东方的“鼎豆壶”组合所替代，并长期成为后世礼器的基本组合。

　　比较来看，南北融合程度之深又胜于东西。起源于华山脚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玫瑰花卉彩陶，向北远涉桑干河流域，仍是“一枝花”，越燕山到辽西虽然已演变为“一朵花”，但仍保持复瓦状的基本形态，且成为当地文化元素之一，这较彩陶对东方的影响要大得多。尤其是新近在古史传说炎黄部族接触的涿鹿附近（河北张家口宣化郑家沟等地），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年代晚于辽西红山文化，却规模甚大，且随葬玉熊龙等典型红山文化玉器，是红山先人越燕山驻足桑干河流域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融合的又一实证。联系史学界“夷夏东西说”等研究成果，苏秉琦先生比喻说，仰韶文化与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如邻居，而与红山文化如兄弟，并进一步评价南北交汇在中华文化史中的作用：“红山与仰韶一旦进一步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史面貌为之一新。”他又在一封准备就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接受记者采访的信上批语：“这种内容不同、性质相反东西吸收进来的‘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灵魂——民族精神核心。”

　　这里所说的“内容不同、性质相反东西吸收进来的‘兼收并蓄’”，指的是不同传统、不同经济类型文化之间的交流。彩陶强势的传播力与渔猎文化大幅度吸收先进文化的吸引力相辅相成，成为红山文化以“坛庙冢”为主要标志跨进文明社会的原动力。“中华文明灵魂——民族精神核心”，则与这一南北交汇的成果，既影响当时，即中华文化的最初形成，又被后世传承。当年苏秉琦先生对此有一系列论述，其中特别强调了“花（华）”与龙的结合，为中华民族意识“华人”和“龙的传人”找到根脉。

　　苏秉琦先生在《象征中华的辽宁三大文化史迹》一文中指出：“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庙的彩塑神像的眼球使用玉石质镶填与我国传统彩塑技法一致；冢的结构与后世帝王陵墓相似；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

　　关于南北不同的经济类型。仰韶文化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一般以为，它拥有大规模的祭祀场所和发达的玉器，也有较大规模的定居聚落，应也以农耕为经济基础。但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有日本学者把包括红山文化分布区在内的东北区划为采集、渔猎文化区，还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多熊、鹰等野生动物形象，应与发达的狩猎业有关。近年，植物考古学者测定兴隆沟、魏家窝铺等红山文化遗存有黍和粟，但数量都很少，说明原始农耕十分有限，主要经济生活仍然是采集和狩猎。辽宁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积石冢人骨的稳定同位素鉴定，得出“动物性蛋白占有较高的比例”，且“动物性蛋白的获取较为稳定”的结论。环境考古数据证明，赤峰地区在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为阔叶林与针叶林相间的森林地带，分布于同一地区、时代与红山文化有交错的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浓厚的采集渔猎经济色彩也可为证。另从聚落地理环境考察，东北南部史前聚落选址在远离平川与河流的丘陵山坡，也不是农耕所要求的选址方式，而是更适于采集和渔猎的聚落环境。以上数据综合说明，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已有了以种植粟与黍为主的农业，但仍延续了东北古文化传统的渔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

　　渔猎文化虽因对大自然的依赖而终被农耕和游牧文化所代替，但从古至今始终与人类伴生，尤其是史前时期，还表现出直接继承旧石器时代数百万年的知识积累，对大自然依赖敬畏尊重程度高和具文化开放性等优势。红山文化祭祀建筑的规范化和祭祀礼仪的制度化，显然是与天地神灵和谐沟通的强烈信仰有关。就文化的开放性来说，渔猎文化以随动物群而流动为主要生活方式，这与农耕文化固守本土的习俗有很大不同，由此培养出开放而不封闭的心态，突出表现为看待外部世界态度的差别，开放的渔猎人有对各种文化，特别是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诸文化先进因素大幅度吸收的先天优势，并能将其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饰压印纹夹砂陶与泥质彩陶之间，彩陶和玉器之间，既是泾渭分明的不同质的文化因素，又能在红山文化中融为一体，尤其是将彩陶作为积石冢、祭坛和女神庙等祭祀场所的必备设施，这种视外来因素为神圣的高度包容和尊重，都应与渔猎文化的特点和优势有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善于辨别和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从更大范围看，彩陶在欧亚大陆起源早，延续时间长，与中国西部彩陶的发达有密切联系。史前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条“彩陶之路”；而玉器是东方环太平洋地带的主要文化特征，有中国东部沿海、南太平洋、南美洲三大玉文化圈和由北向南传播的“玉石之路”。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流域，正处于“彩陶之路”与“玉石之路”的交汇点，可见，红山文化及其周邻文化的交流，还有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1987年，苏秉琦先生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即“华山玫瑰燕山龙”为首要内容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发表。这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以“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被选为高考语文阅读题。

　　30多年过去了，“考古寻根”更加深入人心：分布于中华大地广袤地域的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诸文化之间，在充分发展个性的同时，并未分道扬镳，而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由四周向一起汇聚为交流主导方向，碰撞出多形式的文明火花，多元趋于一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奠定基石。而在中原古文化与西辽河古文化南北交汇推动下异军突起的红山文化，在这一关乎民族和国家历史走向的伟大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引领者、主体性和传承力等等，都是应该引起格外关注和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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