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至8月13日，2024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在陕西西安及周边城市举行。“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秦腔融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和武术等艺术元素为一炉，形成了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齐备，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的表演体系，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

　　现代秦腔剧作家、秦腔史学家王绍猷在《秦腔记闻》中说：“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秦腔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戏剧艺术的交流融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2024年中国秦腔优秀剧目会演在陕西西安及周边城市举行。图为演员表演《大美秦腔》。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发祥于秦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　

　　秦腔诞生于古秦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秦地者，秦之故国，自大散关以北达于岐雍，夹渭川南北岸，拥有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直至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古秦地在地理上包括今天的陕西和甘肃两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的发源和形成主要在古秦地一带，并延展至宁夏、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区传播和发展。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古秦人经常处于部族征战状态，不仅练就了善于骑射的本领，还习得游牧民族特有的粗犷豪放气质。秦腔继承秦人的军乐元素，一大特点是“吼”。秦腔行腔运调多用高音，声震屋瓦，直冲霄汉，闻者血气为之动荡。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

　　秦地养成秦人慷慨悲壮、质朴深沉、泼辣豪放的性格特质，表现在戏剧上，就是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热耳酸心的艺术特色，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言，秦腔是秦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

成长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

　　秦腔在形成和发展的早期，以乐舞为中心，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后，周公吸纳四夷之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雅乐体系。《诗经》中的《秦风》和《豳风》等都是西周雅乐剧目，《周礼·春官》记载“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周王室的仪式大典上经常演奏富有民族元素的音乐，镐京的秦风自然受其影响。

　　秦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秦始皇对乐舞的收集和整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重视，每灭一国，将“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风逐渐演化成秦声。汉代张骞通西域，使胡乐、胡舞等西域艺术传入长安，带来乐舞百戏的繁荣。秦声从百戏中汲取养分，沉淀为自身丰富的特技绝活儿，如吐火、吹火等。

新疆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演员演出中。乌鲁木齐市秦剧团供图

　　《新唐书》载：“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马上之声”是北方民族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淳朴粗犷的民歌，融入军乐后歌词多叙军中之事，曲调悲壮激越。汉代，匈奴人的军乐鼓吹乐传入河西走廊，再传至长安，在中原典礼仪式、殿庭宴飨、戎马行进、百姓娱乐等多种场景中演奏。匈奴鼓吹乐传入长安后，对秦声的风格和乐器使用产生影响，使秦声表演更加悲凉凄怆，伴奏乐器也渐趋完善。

　　隋唐时期，南北文艺混一，乐舞兼收并蓄。隋炀帝令人整理前朝乐舞，并融入西域乐舞等，制成九部乐，包括西凉乐（河西）、龟兹乐（库车）、疏勒乐（喀什）、高丽乐（东北）等。唐代又加入了高昌乐（吐鲁番），总为十部乐。

　　唐长安城中最流行的音乐是大曲。唐朝大曲是一种综合器乐、歌唱和舞蹈的大型歌舞音乐，体现出中原音乐与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的融合。有着“唐代国歌”美誉的《秦王破阵乐》就是有名的唐朝大曲，简称秦王腔，也是一出歌颂秦王李世民征伐叛乱的秦声戏曲。

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文创产品。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平定山西刘武周叛乱，将士们根据军中流传的隋代军歌编汇填词成大曲《秦王破阵曲》，在凯旋庆功时演唱。李世民非常喜欢这个曲子，登基后将其改编为秦声《秦王破阵乐》，成为大型宫廷乐舞。当时，只要宫廷大宴三品以上官员或外国使臣等，就要在宣武门外演出《秦王破阵乐》。表演时，众人合唱“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调入正宫、音协黄钟，雄劲悲壮。百余名武士身披银甲、执戟挥旗而舞，纵横击刺、进退冲杀都合着歌唱的节拍，呈现出浩大的战斗场面，大鼓喧响，声震百里。

　　唐代，从西域传入长安的乐器有箫、笙、琵琶、胡琴等，后来演变为秦腔的主要伴奏乐器。其中，胡琴包括板胡、二胡、高胡等。秦腔文戏中，板胡是主奏乐器，有“文场一把手”之誉。二胡发源于北魏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奚琴。宋代，奚琴演变为马尾胡琴并传入中原，元代发展成二胡。二胡在明末清初成为秦腔重要的拉弦乐器。琵琶，初名批把、弦鼗，是由秦汉时期中原流行的秦琵琶和南北朝时从西域传入的胡琵琶融合而成，音域宽广，既能奏文曲，也能奏武曲。

传播于各地戏曲戏剧之中

　　秦腔，俗称梆子腔，因歌唱时伴以梆子击节而得名。“秦腔”一词，最早见于明万历传奇抄本《钵中莲》，这标志着秦腔即梆子腔的“官方”确立。清代中叶，梆子腔流布渐广，衍变为全国各地的梆子戏，如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豫剧）、山东梆子、淮北梆子、江苏梆子、贵州梆子等；或被各地剧种吸收为声腔之一，如京剧、川剧、滇剧、桂剧、湘剧、潮剧、粤剧等戏剧中都有梆子腔。

　　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大量陕西、山西商人到湖广地区经商，所到之处，建有山陕会馆，会馆内戏台林立。秦腔在湖广迅速传播并地方化，形成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西皮腔系。清朝道光年间，西皮腔与二黄吹腔合用，奠定我国近现代主流戏曲声腔——皮黄腔的基础。同时，昆曲、楚调等也随秦腔相继传入恩施及川湘交界之地，与当地民间音乐等有机结合，形成独具民族风格的剧种——南剧。

　　明代容美土司田太初创建了恩施最早的庙台——附有戏楼的关帝庙。清代土司田舜年继承先祖遗风，学习中原文化，扩建关帝庙，大力推广戏曲艺术，使容美成为改土归流前鄂西南的戏曲活动中心。戏曲家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写成后，即传入容美。田舜年观后极为惊叹，作诗寄与孔尚任。为提高家班的南剧表演水平，田舜年还派遣官员唐柱臣前往京师跟随孔尚任学习戏曲。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戏曲作家顾彩受孔尚任引荐，在容美地区探访。他在土司府戏楼宽敞的戏厅中观看田舜年家班演出经过改编的《桃花扇》后说：“女优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略带楚调。男优皆秦腔，反可听。”可见容美土司府的《桃花扇》已达到多声腔同台演出的水平。

　　清乾隆年间，大批陕、甘、晋籍官吏、军人、商人、农民等进入新疆，为排解思乡之苦，他们请来秦腔演员在当地开戏。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出了位叫陈永发的名角儿。陈永发，维吾尔族人，本名卡帕尔，原籍吐鲁番，后随父母迁居乌鲁木齐。陈永发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原戏曲极为痴迷，尤爱吼秦腔。陈永发拜师学艺，最初只能表演唱腔不多的丑角戏。经过训练，他不仅能表演正戏，还学会了三弦、唢呐、月琴等乐器，名声不胫而走。陈永发表演时嗓音洪亮、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唱念做打无一不精。一次朋友欢聚时，他自编自唱了一段维吾尔语与汉语合璧的秦腔唱词：“头戴缨盔——托玛克，身穿战袍——阔耐克，腰扎王带——别里瓦克，足蹬朝靴——约提克，手拿大刀——皮卡克，胯下战骑——依夏克……”这段唱词，维吾尔语与汉语相互注释，合辙押韵、风趣幽默、易记易唱，流行一时。

乡村秦腔队开演前化妆。新华社发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猛进秦剧团、红星秦剧团等，剧团演员奔波于天山南北，为新疆人民带来精彩演出。猛进秦剧团排演了一大批反映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生产生活的秦腔现代剧，如《红旗牧歌》《春到草原》《塔里木情怀》等，还有古典题材秦腔剧《西琳与帕尔哈特》《萨里哈与萨曼》。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排演了《草原一家人》《寻找幸福的人》《海尼莎汗》等剧目。新疆秦腔工作者不断学习民族音乐歌舞，加以提炼后融入秦腔艺术中，如《萨里哈与萨曼》的伴奏音乐中就有冬不拉乐曲的跳跃节奏，《寻找幸福的人》《海尼莎汗》的伴奏乐器有维吾尔族的手鼓、热瓦甫等。新疆秦腔被誉为别具一格的“秦腔新花”。

　　秦腔发展史是几千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戏剧史，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凝聚史。吼秦腔，吼的不只是一出戏，更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正音。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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