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所具备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重要条件。唐太宗始终秉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形成了四夷君长共奉“天可汗”、请求开辟“参天可汗道”的盛世图景，这是各民族互动交融、和谐共生的真实写照。交聘文书作为古代不同政权之间互动的载体，反映了唐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变化与融合，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

　　唐朝交聘文书主要有慰劳诏书、论事敕书、致书、牒四种体例。其中，慰劳诏书与论事敕书为唐朝王言，前者以“皇帝敬问/问某”、后者以“敕某”起首，一般以唐朝皇帝名义发给边疆政权首领或臣僚。致书与牒为唐朝臣僚与边疆政权臣僚或对等机构沟通所用文书，前者以“某致书某”、后者以“某牒某”起首。与之相比，边疆政权首领一般会向唐朝皇帝上表，以示臣子身份。唐朝皇帝发给边疆政权首领文书时，会根据对方实力强弱、双方关系亲疏远近，依次使用皇帝敬问某、皇帝问某或敕某；致书和牒大多数情况下一般适用于关系对等的臣僚或机构之间。

　　唐朝初建之时，唐高祖李渊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发给突厥可汗的文书采用了上行文书“启”的体例。他这种自降身份的行为遭到了群臣反对，群臣建议赠与突厥厚礼，将代表上下关系的“启”改为对等关系的“致书”。但李渊认为“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拒绝了群臣的提议。

　　除了“启”以外，唐朝在建立之初对突厥可汗还使用过代表对等关系的致书，但随着唐朝与边疆政权之间藩属关系的确立，唐朝皇帝给边疆政权首领的文书皆采用王言中的慰劳诏书或论事敕书的体例，这在唐高祖李渊后来发给突厥可汗的文书中也有所体现。武德八年（625年），高祖李渊下令将发给突厥可汗的文书体例从致书改为敕书或诏书（即慰劳诏书或论事敕书），意味着唐朝试图将双方关系从敌对关系调整为君臣关系。

　　开元年间，后突厥毗伽可汗在谋臣暾欲谷的建议下，致力于改善与唐朝的关系，主动对唐朝皇帝称臣，甚至请求与之缔结父子关系。最初，唐朝皇帝发给后突厥可汗的文书中，采用了慰劳诏书中尊敬程度最高的“皇帝敬问突厥可汗”的体例，随着双方君臣、父子关系的确立，唐朝皇帝发给突厥可汗的文书体例也发生变化，改为“皇帝问突厥可汗”“敕儿突厥可汗”，突厥可汗在上表中更是自称：“蕃汉百姓，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木作。今许降公主，皇帝即是阿耶，卑下是儿。”

　　后突厥可汗对唐称臣、称子，唐朝对后突厥可汗的使臣礼遇亦胜于诸蕃，双方的亲睦关系在后突厥左贤王阙特勤的葬礼中有充分体现。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阙特勤去世，唐玄宗派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带吊唁信参加葬礼，并为其立墓碑，碑文由玄宗亲笔书写，还派唐朝的宫廷画师和石匠高手为其营建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无论是交聘文书体例还是唐朝对突厥可汗称谓的变化，都如实反映了当时唐朝与突厥政权的交往情况。

　　唐朝与边疆政权之间缔结实质或虚拟的亲属关系也是彼此交往的重要方式，这在交聘文书中也有详细记载。比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在写给毗伽可汗的文书中说：“自为父子，情与年深，中间往来，亲缘义合。虽云异域，何殊一家。”唐德宗以兄长的身份发给回鹘合骨咄禄毗伽可汗的文书云：“皇帝敬问可汗弟：两国和好，积有岁年，申之以昏姻，约之以兄弟，诚信至重，情义至深。”除了唐朝皇帝发出的文书之外，边疆政权首领的上表也屡次提及双方的亲属关系。比如，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在上表中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无论是唐朝皇帝还是边疆政权首领，或通过和亲（舅甥关系），或通过约定（父子、兄弟关系），都希望通过建立虚拟亲属关系，成为双方均认可的“一家”。这种亲属关系的构建，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朝交聘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0CZS01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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