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自隋朝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典型例证。研究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讲好科举故事，对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科举制度形成及发展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是其显著的政治特征。创建和维系这样的国家，既要对外维护政权统一、领土完整，又要对内保持思想统一、政令畅通。在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方面，要想通过“大一统”来强化国家权威，增强凝聚力，就必须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民心因何而齐、人才从何而来、边疆因何而治等问题。科举制度拥有公正合理的统一标准，考核具有教化功能的统一内容，不分民族，不论出身，进行考察，选拔人才，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抓手。

　　自秦汉以来，科举制度的前身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世袭，鼓励寒门入仕，但由于未能制定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形式，在选拔方式上仍存在缺陷。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确立了统一的考察内容，后世普遍以此作为科举制度诞生的标志。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曾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尹磊供图

　　唐代，科举制度得以确立，并在全国推行，有形式规范的常科，还有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武举制度也在唐中期得以创立。宋代，科举制度获得长足发展，不仅考试方法、内容、科目发生较大变化，且相关规定也日益严密。元代，统治者对前朝考试避实崇虚的学风予以批判，科举制度一度受到冷落。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则达到鼎盛期，在形式上更趋系统化、公平化和严密化，在内容上兼重考察儒家经典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逐渐成为政府选拔人才及官吏的首要途径。成熟时期的科举制度，以标准的儒家学说作为考试的基本内容，以统一的语言文字作为考试的唯一载体，以严格守法的制度体系作为录取的保障，行之四海而皆准。这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差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地位的限制，扩大了统治基础，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才干的人，促进了社会流动，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科举制度实行长达1300年之久，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特点

　　从培育人才的目标来看，科举制度臻于完备的时代，育人选材的重点在于对儒家经典含义的理解阐释，其中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要素。对于“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而言，科举制度作为“抡才大典”，并非仅仅侧重于考察士子个人的文采、学习的深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全国各地的士子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反复研习诵读，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道德准则。对包含科举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继承，使民族认同得到加强，文化传承得以赓续。

　　从教育考试的制度内核来看，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体现在考生来源的开放性和广泛性，考试权利和录取标准的统一性，考试管理环节的严肃性，参考竞争及考官判卷的公正性，科目设置的多样性，以及多途取士、不拘一格的灵活性等方面。直至今日，这些都仍是各种考试的基本原则所在。

　　从教育考试的形式看，科举考试的统一教材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央政府所确定采用的儒家学者的解释，考生作答需使用汉语汉字。科举考试重视以汉语文为载体的相关知识的考察，对参加考试的各民族考生均提出相对一致的要求和标准，任何在思想上、对经典的阐释上不符合要求的答卷，均不得取中。

　　从教育考试的措施来看，科举时代的分省配额制、为边远地区考生提供朝考盘费资助等具体措施，使全国各地的士子都有机会平等地参加科举考试。由此选拔出的各民族优秀人才，不仅成为国家各级官员队伍的重要补充，也成为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和不可多得的管理人才，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民生改善、人才培养、融合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科举制度与“大一统”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自秦汉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治和文化的统一。秦并六国，厉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汉代施行察举制度时，对边远地区采取“优待缘边州郡”的办法，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这对唐代科举按州、府、道大小定额解送，明清实行分区定额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东汉末年开始，在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民族交融的作用。

　　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可谓推动政权稳固的黏合剂。唐朝对直接控制的民族地区均分配有科举名额，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融入中华的大食人、波斯人后裔中举的例子。

　　自五代十国到宋代，科举制度愈加精密，儒家思想的浸润更加深厚，特别是南方大量优秀人才通过科举考试到地方任官，推动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和进一步融合，少数民族多识汉字、说汉语。宋朝高度重视科举制度在边远地区的施行，并从政策上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照顾，保证他们参加考试的旅费和伙食费。与宋朝并立而存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施行了科举考试制度。

　　自元代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成熟。元朝将科举分成右榜和左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对右榜进士的考察内容相对较易，但考试内容仍不外乎儒家经典，且无论其民族背景，均须以汉文作答。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典籍，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明代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直接进行管理，使用和全国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在民族地区施行科举制。清代统治者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向学，在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还屡次添加会试考试中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籍考生的必录取名额。清朝早期曾短暂分满、汉两榜，此后始终对各族考生进行统一的汉语言文字的考试。

清代云南贡院内的牌坊。来源：云南大学

　　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对于边疆地区持续开发、教育发展、培养各民族人才、传承中华文化、维护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种种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思想统一。科举制度考察的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而这正是各民族凝聚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随着科举考试制度在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统一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国广泛传播开来。明清时期，各地均十分重视与中央政府的抡才措施保持高度一致，以儒学教化各族子弟，建立起包括社学、义学在内的一整套涵盖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以及科举应试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促进中华民族认同与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支撑。

　　情感认同。历史上中国所采取的科举制度与西方国家选拔人才治理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科举制度不是根据参加考试者的民族、出身、籍贯、社会背景等决定录取与否，而是只要认同中华文化，学习中华典籍，遵守考试规则者，均可报名参加考试，只要符合客观公正的录取标准者，均能获得科举功名，这就使得中华文化能够浸润更广泛的人群，形成高度的情感认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

　　社会教化。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各地人民的文化水平持续提高。同时，科举考察的道德教育，科举及第获得的声望与利益，均极大地影响了各阶层民众的教育观念，崇尚教育的向善向学风气逐渐形成，促进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发展。

　　阶层流动。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改变命运。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成为国家各级官员队伍的重要补充，能臣干吏、军事将领、文学名家层出不穷，在社会治理、民生改善、边疆稳定以及人才培养的普及与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视野狭隘。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在于其考察内容相对单一。特别是到清代中后期，只侧重于记诵之学和标准的作文形式，使部分考生趋向于除了学习相关的儒学典籍和参考范文之外，对其他的知识门类特别是实学知识漠不关心。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中国面临被分裂的危机面前，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的人才，应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疲弱无力。

　　不切实务。1840年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科举制度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的挑战。在时代变革中，科举制度未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相反，面对有识之士改变其考察内容的呼声，统治者反而愈趋保守，不但丧失了凝聚民心、巩固统治的内聚力，甚至成为清政府的一大稗政，终于在1905年遭到废止。

　　科举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我们要讲好科举故事，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厚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底蕴，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副馆长、秦淮非遗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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