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历程中，人际关系是维系多民族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通过听其言、闻其声、观其行进行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的人际传播行为是必不可少的。在以组织传播为初期基本传播样态的古代西域驿站中，随着其社会功能的丰富和完善，人际传播的空间被开辟出来并不断扩大，促成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互动。古代西域驿站中的人际传播活动寄托着各民族对交流的渴望，重构了各民族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态，塑造了各民族之间紧密的人际关系，是读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资源。

　　人际传播空间的开辟与拓展

　　古代西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一处处散布其间的驿站不仅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重要机构，还是中华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见证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在古代西域驿站中，以民间贸易、劳作生产以及娱乐活动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活动相互渗透、叠加，形成各民族相互联结、依存的动态关系。

悬泉置遗址远景。来源：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所

　　在民间贸易方面，古代西域驿站往往处在重要交通节点上，具有人员交流和物品运输等便利性，为各民族贸易互动提供了空间平台。汉代，自敦煌西至盐泽（罗布泊），往往起亭，为过往使者商旅提供保障。商人群体是民间贸易的主力军。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云：“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描绘了运载丝绸货物的骆驼商队穿越沙漠，到西域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景。使者除了承担政治使命，也会私下进行民间贸易。商人、使者跨区域流动，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互动。在中原与西域的民间贸易中，丝织品贸易最为常见，古代西域各国所拥有的丝绸除自用外，剩余部分通过驿站等进行转手贸易。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带墨书题记的绢、绫，主要来自唐代重要的丝织业基地成都平原，可以看出这些丝织品是作为商品被售卖至西域地区的。茶叶贸易也较为常见，清代方士淦《东归日记》记载：“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牲畜贸易主要是牲畜以及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与茶叶、铁器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通过古代西域驿站前往中原进行贸易的各民族，带来牲畜以及各种皮货，带回粮食、纺织品等中原特产。清代，许多驿站附近出现了小型集贸市场，有的驿站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贸城镇。以古代西域驿站为载体开展的民间贸易活动，推动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互补与经济生活的共同发展。

　　驿站所提供的相对固定的生产空间，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与融合。第一，农业耕种、畜牧养殖等各类场所，都能在古代西域驿站寻到踪迹。清代乾隆时期，台站建设与驻防屯田互为补给，台站驻防兵丁派有牛马、籽种、农具等，收获可敷台站口粮之用。第二，在历代中央王朝大力经营西域的过程中，汇聚在古代西域驿站的劳作生产者有戍守的士兵、西域的民众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遣犯，他们共同构成了生产活动的主体。唐朝在西域驿站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上开垦耕地，　安排士兵进行耕作。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了水稻、青稞等粮食作物标本，还有镰刀柄、石磨盘等农具。林则徐在《荷戈纪程》中写道：“托里有军台……附近田地皆土尔扈特种，前后皆有土尔扈特毡帐。”第三，中原地区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生产工具的引入，促进了古代西域农耕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屯田与人口迁移，也催生了古代西域手工业发展的需求。元代，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设立冶场，“鼓铸农器”，且设有织染局。在手工业生产互动中，古代西域手工业生产者学习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农业器具生产等技术，来自中原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者也从当地人所擅长的制革业、纺织业生产中汲取经验，技术交流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第四，各民族在互动中，推动了古代西域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高昌延寿元年（624年）九月十日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说明，在唐代已有专门牧羊的雇工出现，畜牧业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完善，推动了西域各民族发展。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残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驿站作为各民族互动的重要舞台，是不同地区文化的展演场，发挥着推动各民族文化资源流动与融合的作用。古代西域驿站分布的延伸性与驿站中各民族人口的流动性，使不同地区的娱乐活动不再受制于广阔地域的阻隔。古代西域驿站中娱乐活动的传播扩散，推动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通过古代西域驿站进入中原地区。新疆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出土的木制舍利盒，绘有舞者表演大型歌舞戏苏幕遮时的场景。唐代诗人白居易《胡旋舞》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记录了胡旋舞者美妙的舞姿。西域的幻术百戏，令中原地区的人们感到新奇。唐代诗人元稹《西凉伎》云：“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描绘了内容丰富的百戏表演。唐代，大量中原传统典籍和文学作品传入西域地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等文学作品，为戍边将士单调的生活带来慰藉，并在西域地区流传。

苏巴什佛寺遗址发现的木制彩绘舍利盒，盒身彩绘有苏幕遮舞的画面。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多向迁徙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的互补共享、社会生活的相互嵌入、文化心理的互鉴贯通，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由之路。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促进了各民族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丰富交流互鉴，拓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增进了各民族的共同性，是书写中华民族关系史重要的内容。

　　随着古代西域驿站功能日益多元和完善，它所承载的人际传播的意义内涵有了很大拓展，呈现出流动性、包容性等特点，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

　　流动性不仅指人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在地理和空间范围内发生物理性移动，而且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群体和个人的情感模式、心理认同等息息相关。各民族跨地域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内部关系调适整合的过程。在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中，驿站的空间建构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古代西域相对于中原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古代西域驿站从地理上打破了绿洲“边界”，打通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扩大了各民族的活动范围，进而影响了民族交往的空间布局。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丰富了各民族交往的内容，对沿途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古代西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古代西域驿站人际传播活动的流动性表象之下，隐藏着稳定性的本质，其作为生存、言说、行动的公共空间，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

　　在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中，各民族通过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全方位、多层次、相互交织的状态，推动各民族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在物质层面，主要体现在各民族逐渐杂错相居的生活状态、互补的生产模式、趋同的经济模式。古代西域驿站的设立，为各民族人口迁移提供了便利，逐渐呈现出各民族杂错相居的格局。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商品需求的互补性，驱动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密切联系、互通有无，充分调动了各生产要素的流通，带动社会生产加速，激发了各民族经济发展动能。西域地区从中原地区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完善。在精神层面上，主要体现在语言互学互通、文化互鉴融合。在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中，各民族之间要进行交流，就必须理解彼此的语言以及其语言背后的文化意义，因此语言互通的过程也是文化互动、扩大文化交集的过程。各民族文化经历长时间的碰撞与融合，逐步形成了融合西域与中原特色的文化符号，并通过形成新的音乐、舞蹈与文学作品等形式不断传承延续下来。在长期的交流中，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鉴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开，增进了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深厚滋养。

　　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古代西域驿站对来往人群敞开大门，提供出行所需的资源，包容多元文化，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为各民族深度交融提供空间基础。古代西域驿站的人际传播活动勾勒了历代中央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情况，展示了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生动体现了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通过人际传播活动中的互动，在利益诉求、发展目标、价值信念、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共同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作者简介：张允，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王慧霞，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古代西域驿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号23VJXT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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