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近年来学界的高频词，更是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多数研究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概念考察和理解，既有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表现，也包含了深层次的共融互通，由此产生出的“三交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多种方式，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梳理观察？以下是本文希望重点回答的问题。

　　人口迁徙

　　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角度看，人口迁徙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显见、影响最深远的历史现象。从史前时期到近现代，在中华大地上，人口流动频繁不绝。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口迁徙、流动的历史。

　　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3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明代戍守长城的南方移民、清代“闯关东”“走西口”，均是有影响的人口迁徙事件。

　　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古代移民不止发生在黄河、长江流域，从雪域高原到天山走廊，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都有不同时期移民开发拓荒的足迹。

　　几千年来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迁徙繁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各民族流动互融给中华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缘的历史事实。

　　人口迁徙不失为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把钥匙。

　　经济往来

　　经济是基础，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呈现出经济上的强烈互补性，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草原民族所需的粮食、丝绸、铁器、食盐、茶叶等产品均来自农耕地区，而中原民众所需的马匹、皮毛等畜产品基本来自游牧民族。

　　几千年来，北方草原频频易主，中原地区朝代更迭，但二者之间物资交换的刚性需求却没有因时代、时势的改变而改变。各民族经济交流不止局限于南北方之间，周边民族与中原地区之间均存在类似情况，甚至在区域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频繁的物资交换和经济往来。

　　各民族之间经济交往的内涵与形式十分丰富，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长途贩运，也有中继贸易；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方式。

　　经济往来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压舱石”。

　　战争冲突

　　如何看待战争冲突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确发生过不少战争。有研究统计，中国古代发生过3700多次战争，其中就包含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具有很强的社会破坏性，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史实。

　　今天在看到战争惨烈、残酷一面的同时，应认识到战争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迁徙；一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传播，如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大批中原仕宦、工匠被金朝掳掠至东北地区，是金朝文化水平得以提升的重要契机。

　　1981年5月，谭其骧、黄现璠、翁独健、白寿彝等学者在北京香山发起召开“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经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今天将这一观点用到战争之于“三交”作用的研究上仍不过时。

　　通婚和亲

　　族际通婚状况是族际关系的重要观察点，通婚不仅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表征。各民族之间通婚是中国古代直至今日的常态现象，这一现象不为地理条件、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无论是先秦时期的五方格局，还是当今的各民族之间，通婚现象从未停歇。

　　和亲则是古代各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据研究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800余次和亲，数量可观。和亲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对政治格局具有深刻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满蒙联姻使得长城不再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反映出古代王朝统治者利用互为婚姻这一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

　　思想科技

　　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体现着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民族相互学习、通融借鉴，形成共创中华文化的强大合力。例如，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都十分推崇儒学，积极翻译儒学著作、传播儒家思想，推行以儒治国方略；中原政权也积极学习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胡服骑射”就是其中的代表和典型。中国民族乐舞中很多元素均是西域地区传入或受到周边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古代科学技术也是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原成熟的农耕技术，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术，以及蒙古人的养马术、藏族先民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技术等，均是各民族共同学习交流的对象。

　　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互动是最持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交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黏合剂。

　　方言地名

　　古代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史迹、遗痕一部分以文字记录的形式得以保存，一部分则隐藏在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址中，而方言俗语也是寻觅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例如今陕北地区历史上曾为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吐蕃、蒙古等驻足盘踞，至今在陕北方言中存留不少文化痕迹。这一带民众呼父为“大”或“爹”，呼夫家之母曰“婆婆”，这一语言现象极有可能源自羌语，应是羌、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

　　今天所见地名中也有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因素，如陕北地区的“渭牙川”“库利川”出自稽胡语，“秃尾河”为吐谷浑之音译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

　　方言、地名这类材料中蕴含着丰富的“三交史”信息，是历史时期各民族碰撞交融的有力证据。

　　地理形胜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定发生在特定的空间维度，因此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交往轴线，归纳起来有3种类型。

　　一是民族学界常用的“走廊型”，如“藏羌彝走廊”“藏缅走廊”“陇西走廊”“天山廊道”“武陵民族走廊”“南岭民族走廊”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带状分布的格局。

　　二是“通道型”，主要是一些河流谷地或交通通道，如宁夏南部的清水河谷、陕西北部的无定河谷以及秦汉时期的牂牁道、桂阳道、东江道，均是古代民族出入的重要地理通道，不同民族在此频繁接触、互动融合。

　　三是“枢纽型”，有点交通大转盘的意味，是四面八方民族的汇聚交流之所，如河套地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些具有一定地理特征的区域，往往是古代民族迁徙繁衍的必经之地，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为研究“三交史”打开了空间上的窗口。

　　制度政策

　　一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件是在具体政策制度推动下发生演变的，这也是观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从史学理论的维度看，一般的历史事件都能找到其发生的制度史背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概莫能外。制度层面是宏观层面的认识，政策层面相对中观一些，具体事件则可看作微观具体的考察。北魏孝文帝改革、唐宋羁縻制度、明代改土归流、清代满蒙联姻等，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产生显著效果。

　　从制度政策视角观察“三交史”，不仅可知其然，还可知其所以然，增加“三交史”研究的深度。

　　民俗风尚

　　民俗具有历史传承性、草根性、活态性等特点，大致可分为物质生活民俗（包括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民俗、精神生活民俗等类型。

　　中国地域广阔，文明滋养深厚，古代先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民俗资源，不少民俗是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融、互学互鉴的直接结果。因此，民俗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征。对现有民俗资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梳理、甄别、分析，理清其发展脉络，可以为“三交史”研究提供鲜活生动的案例，也可以深化其内涵，感触历史的余温。

　　基层组织

　　历史上不排除各民族上层达官显贵之间的交往交流，但不可否认，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社会状况无疑成为“三交史”的一个观察点。

　　除中央政权设立的县一级行政机构外，基层组织还应包括基层乡里、卫所、保甲、汛塘等组织形式，观照基层社会的组织体系、治安体系、税收体系、救济体系和教化体系。这样可以从微观处考察某一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情形和细节，诸如人口数量和族群结构的变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三交史”真正落实、落地。

　　（本文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教授，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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