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8月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举办期间，人文纪录片《牧人》首次展映。

　　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带，可能是很多人一生都不会到达的地方，却是妥坝牧民常年生活的地方。《牧人》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妥坝乡杂庆村普通牧民嘎玛多加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以四季流转为时间轴，分为“虫草”“转场”“恋歌”“进城”4个篇章，以真实的记录和真诚的情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高原牧人生活。

　　《牧人》是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泽玉和她的团队从2014年至2018年，花了4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本文是泽玉通过个人经历和见闻讲述镜头里的故事和镜头外的感悟。

——编者

　　我出生成长于有着“西藏江南”美誉的林芝，所熟悉的是关于高原森林和农场的生活。1985年，我有幸成为国家开办的第一届内地西藏班的学生。让我倍感荣耀的是，我的母校浙江绍兴一中是鲁迅先生曾经任教的学校。从绍兴开始，一直到在北京完成博士学业，众多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且心怀家国情怀的老师关心、帮助我成长。启蒙——开智——独立思考，我的认知和心性的成长带着绍兴的印记，更浸润着祖国更多地域的人文气息。

　　几年前，我有机会走访西藏昌都的多个地方，对于“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昌都的高山牧场离北京3000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这里没有购物中心，也没有歌舞厅、游乐场。这样的区域，现如今折射出西藏怎样的社会发展状况？

　　一部纪录片折射的守望相助

　　昌都地区10.9万平方公里的辖区面积上，有1100多个建制村，卡若区妥坝乡杂庆村便是其中之一。杂庆村与317国道相连，距离昌都市有3小时车程。这里家家有摩托车，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个别家庭有汽车。在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现代化的触角早已延伸到这个横断山脉的村庄中。

　　向巴郎加是拍摄《牧人》的“引路人”，也是《牧人》的主摄。他是一位帅气的康巴小伙子，毕业于西藏大学。向巴郎加的老家就在杂庆村，正是因为他可以带领我们打破“信任的壁垒”，我们才最终选择杂庆村村民作为拍摄对象。

　　从2014年开始的4年中，我们不停奔走在去往妥坝牧场的路上。从冰雪融化后的虫草采挖、牧场的迁徙、热闹的赛马节、牧人青年自导自拍电影到冬天的婚礼，向巴郎加用镜头逐一记录，而我则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表述每一个镜头可以表达的深意。

　　今年8月，第七届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期间，《牧人》作为唯一一部纪录片得以展映，并受到广泛赞誉，被认为是呈现西藏发展广阔图景的佳作，它所呈现的牧人向上奔走的力量打动着观众的心。

　　纪录片中，高山牧场上的小村庄悄然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但《牧人》带给我们的远不止镜头传递的内容。

　　从援藏大学生三石到妥坝乡牵挂着牧人孩子入学率的年轻乡长，再到给村民干活的四川工人，包括我，我们都不是本地人，但当我们走进牧人的生活后，都为牧人坚毅、果敢、善良、淳朴的品性所打动，愿意为或熟悉或偶遇的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种善意的表达凝聚而成的是可以被称之为“和谐”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是由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凝结而成的。

　　拿四川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盖房子，但他们学习当地的方言，主动适应当地的文化。每设计一栋房子，他们都要站在房主的立场，穷尽自身的建筑知识和技艺，尽可能考虑到采光、保暖等实际效果。工人们对当地的气候环境感同身受，想让建成的房屋能够护佑牧人的安暖。

　　三石是上世纪80年代初援藏的大学生。上世纪90年代末，他为当地牧人捐赠了数百只羊。他对西藏的认知超过了我这个当地人。他认为，牧人逐水草而居，貌似游离于社会，但他们又和社会紧密联系、无法分割。基层社会的治理，能从考察牧人社会中得到一些反馈。

　　再拿年轻的乡长来说，他背井离乡，也许自己的孩子还在老家被称为“留守儿童”，但他却在妥坝牧场一家一户动员牧人送孩子进学校。因为他知道教育对牧人家庭的作用，太想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添一把自己的力量。

　　某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我们在牧人家的庭院中喝茶，我突然觉得，亲情、爱情固然是美好的，但比亲情、爱情更伟大的，是“陌生人”感同身受后的守望相助——我们这些“陌生人”与他们共承一脉文化，互视为同胞兄弟，怀着善意和爱心，将彼此视为“命运共同体”。这种共情后的情感表达、相扶相持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珍贵的。

　　妥坝牧人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西藏传统牧区社会的变与不变甚至在国际舆论上都是重要话题。曾有国外所谓的“藏学家”对牧人盖定居房、用电灯感到愤慨，觉得现代文明破坏了黑帐篷支撑起来的“田园牧歌”。在对牧人生活产生种种遐想和“代言”时，不曾见他们走进牧人的生活，问问牧人的意愿。

　　我们初到牧人嘎玛多加家中时，他们正想攒钱扩建一个阳光棚。4年后，当拍摄即将结束，挨着家里的老宅，嘎玛多加给女儿女婿新修了一栋独立的宅院。这4年，女儿女婿家添丁添口，有了两个女儿，原来的老房子已经住了三代十几口人，实在需要扩展一下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动员妥坝牧人从纯游牧生活过渡到半定居半游牧生活。在具体措施上，政府帮助牧人选择光照适合、水源干净、地势开阔的地带建房，并给予一定的补贴。

　　建定居房是让牧人生活发生关键性改变的举措。有了固定的居所，网络、电视等有了更便捷的接入方式，信息流变得丰富，带来的新鲜事物也越来越多，形成了现代和传统非常密合的交融。

　　嘎玛多加的妻子顿珠巴珍想到早年的转场迁徙，至今仍心有余悸，她用“苦”和“累”来形容那段生活。她说，居无定所是最为难过的，家里不能添置一点额外的物品。就算是必需品，也要找公路道班借用地方存放。转场路上，年幼的孩子、年老的长辈都要跟着骑马走路，饱受路途劳顿。正是这样的奔波，曾使顿珠巴珍失去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如今，老人和孩子可以留在家中，由青壮年承担起赶着牦牛转场放牧的工作。家的概念也不再是流动的帐篷，在阳光透射、风雨无碍的房屋庇护下，牧人的生活更为美好和温馨。

　　生活变化带来观念变迁，而观念变迁后，牧人对生活品质、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要求。在4年的拍摄中，我们多次和嘎玛多加及他的女婿桑培一起进昌都城。桑培有一辆性能很好的SUV汽车，他的驾驶技术也很好，每一段山路、每一个拐弯他都非常熟悉。在城市和牧场中穿梭是牧人生活中的另一种“转场”，嘎玛多加一家的目标是在昌都城里买一套公寓房，让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牧人自在地切换着牧场和城市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在劳动致富后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是西藏和平解放和社会发展带给西藏人民最大的福祉。

　　在我们即将结束拍摄时，嘎玛多加家真的如愿以偿，在昌都有了一套电梯公寓房，家中适龄的孩子从容地走进了城市的幼儿园。

　　从具体的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牧人的“变化”俯拾即是。向巴郎加回忆说，早几年牧人嫁女娶亲时，会请他们去拍摄录像。但这几年，牧人已经开始用手机进行自我记录。《牧人》中拍摄嘎玛多加家姑娘出嫁镜头时，新嫁娘的前面挤满了一排拿着手机、相机的牧人——当社会和时代不断发展、媒介深度进入牧人的生活时，他们乐于并急于自我表达，来歌唱、赞颂日新月异的生活。

　　嘎玛多加和杂庆村的牧人们非常善于接纳新事物，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带给他们的冲击并不大。其实，这恰恰是牧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变”——他们对待变化总是持开放、吸纳的态度。

　　牧场的姑娘用上美妆产品，他们视若等闲；牧场的汉子剪去长发、变成小平头，他们觉得挺好；牧场妇女的分娩从家中迁到医院，他们觉得很棒。雄壮的高原养育了他们，使他们拥有了开阔的胸襟，并乐于用新吸纳的知识提升生活品质。例如嘎玛多加家作为传统牧人，原本不喜农事，但吸纳相关知识后，他们在房子的前后院专门辟出两块地，一块种植圆根萝卜，一块种植青稞——虽然受气候影响，两者的收成并不理想，但缓解了冬季牦牛口粮不足的问题。

　　牧人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变”。在重要的日子里，牧人家庭会煨桑烟，请僧人做法事。在受《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下，牧人恪守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和道德准则。

　　高山牧场焕发勃勃生机

　　《牧人》让我们看到了西藏牧区的新变化、新发展。同时，我们发现，新的文化、观念也在当地落地生根。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表现出非常强的学习能力。曾有研究者尝试把摄像机交到农牧民手中，让他们自主拍摄，比较他们自我关注点和外来人关注点的差异，以此研究农牧民的自我表达。如今，无需发放摄像机，农牧民的自我表达丰富且生动。

　　在妥坝牧场，罗加等牧人用卖虫草的钱在网上买了佳能5DⅡ型相机、长杆话筒、反光板等一系列器材，聚集一帮小伙伴，在高山牧场搭个牛毛帐篷，便开始开机拍电影了。他们拍摄的是“自由恋爱”的故事，演员、导演等都是第一次接触电影的牧人。他们拍摄的电影《阅览世界的老人》最终被剪辑成小片段，上传到爱奇艺平台。在牧区，《阅览世界的老人》的DVD光盘批发价为每套12元，罗加他们很快回收成本，还拿赚到的钱拍了一组牧区山歌的音乐短片。

　　对这样的拍摄实践，罗加的解释是，追求知识和渴求创新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年轻人就要有不同的尝试”。

　　在妥坝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高原牧区，老人可以到银行领取养老补贴，孕妇被要求和鼓励到医院生产，年轻的牧人不时得到通知可以去学习驾驶技术……老百姓的生活在发生着向上的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饱满而积极。在拍摄《牧人》时，向巴郎加常常咧着嘴一脸笑地看着牧人乐呵，学理工出身的三石更是不时做着要搞出一个烘干牛粪的便携机器之类的发明梦。

　　当社会形成合力向前奔走时，牧人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活中与时俱进，让古老的高山牧场焕发勃勃生机。而我则沉浸在牧人的讲述中——牧人说，这是一个金色的岁月。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本文图片由泽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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