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大收获。该考古成果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今年7月，大松山墓群正式启动保护性回填工作，千余座墓坑被填满沙和土。回填完成后，该区域将建成考古遗址公园，以敞开式的保护展示利用方式，展现遗址庞大的规模、形成过程以及1400余年的发展脉络，让游客以一眼千年的古今“穿越”，感受黔中地区千余年文化变迁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程。

　　1 家族墓地到公共墓地的转变与延续

　　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迄今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历史时期墓群，体现了从家族墓地到公共墓地的巨大转变。墓群年代脉络清晰，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程，堪称一部埋藏于地下的两晋南朝至明朝的“黔中通史”。

　　大松山墓群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两晋南朝和隋唐时期，共有墓葬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表现为小聚集家族墓地形式。墓葬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墓顶为券顶（呈半圆拱形的建筑顶部结构），多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其中，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隋唐时期墓葬63座，仍以石室墓为主，但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不少在墓室前端砌筑凸出墓外的封门；土坑墓较少，墓坑狭长。

　　晚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坝顶区域，呈现出公共大墓地格局。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石条层层垒砌，向外挑出或收进的建筑形式），未发现排水沟。其中，宋代墓葬80座，主要分布在坟坝顶墓地东部，依山势排列。石室墓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者，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土坑墓发现不多，仍是狭长形土圹。元代墓葬13座，主要分布于坟坝顶墓地北部，石室墓墓室较宋墓短，墓室砌筑不规整；有少量土坑墓，土圹变宽。明代墓葬1944座，密集分布于坟坝顶墓地整个区域，石室墓墓室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土坑墓数量剧增，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规模不如石室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其间，并在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形成密集分布区；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后壁设有壁龛。

　　大松山墓群的坟坝顶区域，是一个东高西低的斜坡地带，墓葬自东侧高处逐渐往西侧、西北侧低处扩展，从坟坝顶墓群即可窥见大松山墓群的发展演变轨迹。坟坝顶墓群东侧高处有两晋南朝时期墓葬1座、隋唐时期墓葬3座，呈现出典型的家族墓地格局。公共墓地格局从宋代开始形成。80座宋代墓葬从坟坝顶墓地东侧往西和西南延展，墓向一致，规律分布。元代墓葬分布于宋代墓葬的西北侧，墓向与宋墓一致。宋元时期墓葬均不见打破、叠压关系。坟坝顶墓地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代，至此，坟坝顶墓顶全部形成。

　　自两晋南朝至明代，坟坝顶墓地持续使用1400余年，浓缩了大松山墓群从家族墓地到公共墓地转变延续使用的全过程。

　　2 黔中先民1400余年的生活画卷

　　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数量众多，达4000多件（套）。这些文物材质丰富，包括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并有少量纺织品。文物类型多样，主要是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生活用品主要有陶瓷器，如釜、罐、壶、瓶、钵、碗、杯、碟等；金属器主要有铜釜、鍪、鐎斗、印章等；漆木器主要见于盘、碗、盒等。装饰品丰富，有金花片、发钗、发簪、珠子、银梳背、凤簪首、耳环、手镯、戒指等，还有各类锡以及玻璃、琥珀、玛瑙、玉石、海贝等质地的饰件。

　　墓群出土的罐、釜、鐎斗、铁三脚、壶、钵、碗、杯、碟、匙等生活用品，反映了墓主生前存放食物、炊煮、饮食等过程的生活场景。漆盒则是用于收纳的盛器，镜是女性装扮的必需，女性墓室频繁出现的铁剪与女红相关。钱币为市场交易的流通物。押章则体现了大松山先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出土的体现儒家、佛教、道教等文化元素的器物，展现出黔中地区儒释道并存的信仰传统。

　　丰富的装饰品体现了黔中地区妇女对美的追求。发髻上插着悬挂串珠的超长铜发钗、精美的包银木梳，头戴缀满珠饰的头巾，颈上挂着带铃的管状铜项饰或玻璃珠和海贝，手臂上有40多串臂钏，腕上是纹饰精美的手镯，戴满十指的戒指以及挂于胸侧及腰间的各种各样的挂饰等，这些均反映出当时大松山妇女的审美观。

　　大松山墓群出土类型丰富、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器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或摆放于墓室的前后两端，或置于棺内，或随身穿戴，在体现一定丧葬仪式和丧葬习俗的同时，也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记录了黔中地区先民的生活。

　　考古人员对炊煮器内的残留物进行分析检测，了解他们的食谱情况。同位素分析显示，大松山先民的食物主要为稻类，同时还存在当时的新兴农作物。对炊煮器陶釜、陶釜等残留物分析的初步实验数据显示，有明确的豆类、可食用根茎植物和疑似黍亚科农作物。

　　大松山墓群有着1400余年的接续传承。虽然从隋唐时期开始出现土坑墓，但有一脉相承的石室墓传统；有较为固定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以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为主，分别出土于墓室前后两端和女性墓主的上半身位置；有对珠饰、铜银装饰品等的持续崇尚和不变的审美情趣。这些均体现当地独特、稳定的文化面貌和地域特征。

　　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活化了大松山先民的生活场景，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方面的面貌，生动描绘出黔中地区先民1400余年的生活画卷。

　　3 西南地区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历史见证

　　云贵地区古代族群众多、文化因素复杂，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的多样性特征即是体现。

　　除了1400余年的连绵传承外，大松山墓群的文化面貌在不同时代也呈现差异。墓室砌筑规整程度逐渐减低，石材由小变大，墓室由长变短，墓顶由券顶变平顶；早期有倒葬（贵州地区墓地均依山傍水，头在高处脚在低处称“顺葬”，反之称“倒葬”）现象，晚期几乎以顺葬为主；随葬器物的生活用品组合呈简化趋势，而装饰品却逐渐丰富；宋元明时期墓葬有典型的毁器葬俗。这些早晚墓葬的差异性是该地文化在传承中的发展演变，比如石材大小的变化，反映了石材开采技术的进步；从早期墓顺葬、倒葬并存到晚期墓顺葬的统一，以及晚期毁器葬俗的出现，或体现出不同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交流。

　　大松山墓群显示出当地与国内其他地方频繁且紧密的关联。检测结果显示，墓群出土的晚期珠饰主要产于国内。晚期珠基本都使用国产的高钾高钙玻璃，颜色多为较为单一的蓝、白、绿等，制作工艺也是中国传统的“缠丝法”。玻璃簧形管状饰和白色透明小圆珠，均来自于山东淄博。出土的南朝时期铜鍪与长江三峡地区有紧密关联。隋唐时期来自广西梧州的青釉四系瓷罐，还有龙泉窑高足杯、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等，均体现该地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互动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

　　大松山墓群的出土遗物，还反映出该地曾与国外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珠饰检测结果显示，南朝墓出土的玻璃珠，为具有西方玻璃制造传统的钠钙玻璃，与南亚、东南亚等地遗址发现的“太平洋珠”具有相同的“拉制”工艺。南朝墓出土的琥珀小狮源于欧洲或印度洋。明墓出土的海贝来自热带海洋，晚期海贝来自马尔代夫的可能性很大。这些都是黔中地区地处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关键节点的有效印证。此外，少量个体的食物同当时的新兴农作物有关，亦是玉米等食物传入中国后在贵州地区传播的反映。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案例

　　大松山墓群是我国迄今发掘的西南地区一处罕见的大型历史时期公共墓地，对研究西南地区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生活用品、装饰品两大类随葬品，分别由繁至简和由简至繁的变化，客观反映了该地区早期郡县制到晚期羁縻、土司制度管理的特征。

　　黔中地区，地处贵州乃至中国西南腹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文化经南夷道、赤水河、乌江三条通道南下，在黔中地区汇集，再继续往南和西南方向延伸。后来，随着政治中心南移，从元代开始，东西向湘滇黔古道开始形成，黔中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更加凸显，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汇之地，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也是黔中地区是贵州目前唯一建立起自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考古学年代序列的历史背景。

　　贵安新区马场镇一带，是迄今贵州集中发现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遗存的唯一区域，这也有因可寻。该时期云贵地区的考古遗存有一个特征，表现为两晋时期的遗存在云南有丰富的发现，而南朝时期的考古遗存却集中发现于贵州贵安新区马场镇，即大松山墓群一带。大松山墓群发现的南朝时期墓葬，可以说是目前云贵高原南朝时期墓地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丰富、文化因素最复杂的发现。

　　黔中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一个重镇，安顺宁谷遗址以及黔中地区广泛分布的汉墓即是有力证明。但在两晋南朝时期，该地区考古遗存的分布范围却大幅减小，主要集中于大松山墓群一带，这与汉朝至南朝时期中央政府对云贵地区管理的“汉夷边界”东移有着密切关系。而墓群宋元明时期凸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反映了该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推行因俗而治、宽严相济的管理，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大松山墓群持续1400余年，随葬品以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为主，未发现一件兵器。从墓葬出土的鸡蛋遗存、女性墓葬出土的剪刀和丰富的装饰品，还有根据同位素检测推测出的稻作农业模式，可以想象当时男耕女织、鸡犬相闻的生活场景。此外，大松山墓群的墓葬规模相当，随葬品组合相似，可见此地居民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展现出一派共生共荣的祥和景象；押章则是这里契约精神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使得大松山居民持续繁衍，才有着大松山墓群千余年的延绵不绝。

　　大松山墓群，跨越了两晋南朝至明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推行的不同管理制度，生动见证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历程。

　　（作者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贵州贵安大松山墓群考古项目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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