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互动的重要交汇点。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凿灵渠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愈加紧密。汉武帝时“通西南夷”，唐代进一步完善对南方各族群的治理，促使岭南成为兼收并蓄的文化走廊。

　　在广西上林县发现的两座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以下简称《大宅颂》）、《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以下简称《智城碑》），分别被誉为“岭南第一碑”“岭南第二碑”。它们是目前发现的岭南地区现存最早的唐碑，也是观察唐代南北互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实物史料。

“大一统”理念在岭南治理实践的缩影

　　“大一统”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先秦时期，“天下一统”是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的共同主张。秦统一中国后，继承和发扬传统天下观与“大一统”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共同追求。唐太宗提出“华夷一家”理念，对后继者产生深远影响，“兼爱华夷”的民族观不断深入人心。隋唐以降，中央政权为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授予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靖率军征战岭南，朝廷开始在岭南划州县，加强治理。这一年，设上林县。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开凿相思埭运河，岭南与中原的往来更加频繁。

　　《大宅颂》碑刻于唐永淳元年（682年），位于今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山脚岩洞中，碑高95厘米、宽64厘米。碑文从右到左竖刻，17行，380余字，分“序”“颂”“诗”三部分，以楷书竖刻，主要记述了韦氏家族建造“六合坚固大宅”之缘由、称颂大宅之坚固、追忆宗族之源流等内容。

　　《智城碑》刻于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位于今上林县白圩镇爱长村石俭庄附近的智城山山脚，碑高164厘米、宽79厘米，刻字1100余字。碑文分“序”和“碑”两大部分，述及智城山及附近优美的自然风光，颂赞廖州刺史韦敬辨的文治武功，文采骈丽，辞藻富赡。

　　这两座唐碑相距约4.5公里，刻制时间前后相差15年，同属上林韦氏家族所立，在漫长岁月中鲜为人知。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虽提及《智城碑》，但由于地点记录不详，加之缺乏实地考证，以至于此碑曾一度被误认为在象州或龙州。直到清道光年间，广西思恩府知府李彦章实地探访，拓印碑文并撰写跋文，这批珍贵史料才得以进入世人的视野。

　　《大宅颂》碑首题“岭南大首领、鹣州都云县令、骑都尉、四品子韦敬辨制”，《智城碑》首题“廖州大首领、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智城碑一首并序”。这种兼具少数民族首领与中原官名的称谓，正是南北政治融合的产物。上林韦氏家族在唐朝支持下巩固自身地位的同时，也向唐朝表达政治认同。一千余年前的这段历史，折射出岭南各民族在“大一统”框架下的治理实践与文化调适。

通用语言文字在岭南广泛使用的见证

　　语言文字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与载体。从秦汉时期的“书同文”，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语言文字的进一步融合，再到辽宋夏金时期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官学教育体系等，通用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宅颂》《智城碑》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价值，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案例。这两座唐碑文字以汉字为主体，也包含“古壮字”（又称“土俗字”）的成分。古壮字是壮族先民借助汉字构造，或拆解组合、或赋予新意而创造的，在书写中既保留壮语特性，又可与汉字体系对接。《大宅颂》《智城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古壮字的碑文。

　　这两座唐碑文字流畅、文采斐然，继承了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的骈体文风格，特别是《智城碑》的骈体文特点尤为明显。其碑文大量使用四四式、七七式、四七式等单体或复体骈句句型，如“木落而天朗气清，花飞而时和景淑”“仰观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岳渎山河之镇”等。此外，碑文还使用了“瀛洲”“蓬壶”“赤城”“萧墙”等典故词语，可见碑文作者对中原文化的熟悉程度颇高。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织的回响

　　《大宅颂》《智城碑》碑文反映出儒道思想对岭南地区社会风俗的深刻影响。儒道交织，使这两方崖壁文字既展现了礼教家规的刚性，又透出对自然自由的向往，反映出岭南文化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仍保留自身的山水灵韵，具有南北融合的气质。

　　《大宅颂》开篇“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等语句追本溯源，自认出自中原，表达对祖先的尊崇。碑文颂扬家族成员“人人讲礼数求节义”“个个屏弃恶言浊行”，可见韦氏家族将儒家所倡导的礼与仁、义与廉等价值观念视为家训。

　　相较之下，《智城碑》对周边环境的仙境般描述，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更为契合。碑文使用“天文”“地理”“仙都”等词语，意在强调“元气充盈、自然清和”的理想境界。韦氏家族选择在景色幽邃的群山之中修筑智城，凸显了对超脱凡俗、与天地合的道家神往，是岭南地区吸纳道家思想的生动例证。

　　总之，《大宅颂》《智城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例证。中原文化伴随中央王朝治理的完善不断传播，推动了百越族群对儒道思想、汉字体系的吸收，而岭南地区各民族因地制宜的再创造，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面貌。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岭走廊各民族创世神话中交往交流交融元素的挖掘、整理与阐释”（项目号24BMZ10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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