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包虽小，情意绵长。它将所有的情与爱、思与恋“包”在其中，成为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传情之物，是中国式古典浪漫中最明朗的表白。“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荷包所传递的相思之情，也在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历程中被打上深深烙印，成为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尽管荷包不再是今人传递爱意的必备之物，但这份文化记忆凭借着文物的无声讲述，将亘古不变，代代相传。

　　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回溯至元代净州路（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草原古城，似乎仍能听到金戈铁马、烈火狼烟中传来的鼙鼓声声，看到上演的一幕幕壮烈的历史剧。在这片演绎着草原文化和农耕文明交织画卷的土地下，埋藏着一枚小小的元代荷包。透过其中的一针一线，折射出从蒙古、汉等民族交流到世界对话的延绵文脉。

　　这件文物全称为“元代团窠滴水纹织金锦褡裢荷包”，上世纪末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元代墓葬遗址。包型为长方形，以织金锦为面料，夹层，绢里，表面以深色丝线起花，上有如意云头纹、滴珠窠纹等，上下残留布系带，精致实用。荷包属褡裢样式，褡裢即一个方形布袋，中间开口，两头各有一袋，可搭在人肩头或牲口背上，后逐渐从承装大件物品演变为装饰性小型褡裢荷包。

　　该荷包在制作技法上采用了织金锦，印证了蒙古族、汉族深入的文化交流，并凸显了元代社会风尚的流行趋向。织金锦是以金缕或金箔切成的金丝作纬线织制的锦，这项织造技术肇始于战国时期，在唐宋之际逐渐成熟，并受到辽、金、元三朝崇尚黄金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喜爱，元代的织金锦技术在两宋基础上取得了空前发展。元代的蒙古族贵族不仅衣着华丽的金锦，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帷幕、椅垫、床被，以及小小的荷包，都能找到以织金锦所制的实物遗存。

　　因此，表面上看，织金锦编连起可供平常佩戴的褡裢荷包，实则联结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脉络。以技艺、文化、制度、社会风尚为外在表现的多民族相互亲近、兼收并蓄，构成了中华历史上各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并形塑了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的根性——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荷包的纹饰是社会审美情趣和生活理念的反映，更是文化流动的符号。团窠纹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但从其起源与发展看，则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相互影响下的继承与创新。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方艺术文化形式也逐渐影响到中原的装饰文化。团窠纹吸收改造自中亚的联珠团窠纹。联珠团窠纹是指外面带有一圈珠子，圈内有一个或一对动物的纹样。该纹饰起源于波斯文化中的王权之环，代表神明将权力赐予君王。到了萨珊王朝时期，它变成一种宗教意味浓厚的纹饰，象征着光明与神明福佑，成为波斯艺术普遍使用的图案。

　　团窠图案在北朝时传入中原地区，在唐代达到顶峰，并在丝绸上普遍应用。它以饱满的圆形为基本式样，层次丰富、形象丰满，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审美风尚。在波斯联珠团窠纹样的基础上，人们又加入中原地区“天圆地方”“美好团圆”的传统美学观念和文化内涵，逐渐形成四季花卉、人物动物、吉祥龙凤等多种题材的团窠纹样式。通常情况下，窠与窠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叠，而是上下左右交错出现，用辅助纹饰关联，既相互独立又不断往复，变中取律，极具观赏价值。元代蒙古族学习吸收中原文化特色，体现在对装饰纹样的运用上——元代服饰面料普遍使用团窠纹图案，这件荷包便借鉴了典型的滴水团窠纹样。

　　一方小小的荷包，既能盛放古今贯通的儿女情长，也能承载中华悠悠千年大历史观下的文化融合属性。用一件物品传达心意，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和行为。在古代，荷包除了表征身份、寓意吉祥外，最大的功用便是表达相思。也许是净州路古城的一位蒙古族女子，用绵绵情意绣出这一传情的荷包。人们无法判定这枚元代荷包曾经历何人之手，具有何种意象，但文物解读的浪漫之处便在于，以今人之见赋予一件物品跨越时空的情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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