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木兰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北朝民歌，大家耳熟能详。这里的“花黄”是南北朝时特别流行的一种女性妆容，也被称为“额黄”“贴黄”。额黄妆直接用黄色颜料涂抹额头，或用金黄色的薄纸剪成各种图案的花钿，贴于额头。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额黄妆化妆方式，先把额头涂成黄色，再用翠绿色的纸剪成三叶草形状的花钿贴于额头。南朝诗人徐陵也有诗句：“低鬟向绮席，举袖拂花黄”，可看出“花黄”乃一时之风尚。

北朝《北齐校书图》侍女额黄妆。

　　额黄妆：佛教文化影响与民族交融

　　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崇信佛教，寺院都为佛像广塑金身。当时的“时尚潮人”从涂金的佛像受到启发，模仿佛像在额头贴金，后来直接将额头染成黄色，久而久之就有了额黄妆的风习。当时中原地区盛行的花黄妆，则是中原女子学习和吸收北方民族面部妆饰文化后形成的。

　　唐朝时，额黄妆更为盛行，且风格多样。一种是采用平涂法，用毛笔蘸黄色颜料将整个额头涂为明亮的黄色。敦煌壁画中著名的“小字脸”就属于平涂法的额黄妆。另一种是染画，用毛笔蘸黄色颜料染于额头。有在额中或眉心染圆形的，也有在额头一侧染月形的。后来还出现了半涂法，将额头的一半涂成黄色，或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然后以清水过渡，由深而浅，呈晕染之状。北朝《北齐校书图》和唐代《麟趾图》中的女性妆容就为额黄，从眉顶上部到额头涂淡黄色的粉质，从上至下晕染。

　　晚唐诗人吴融的诗句“眉边全失翠，额畔半留黄”和裴虔馀的“半额微黄金缕衣”，说明唐代后期女子涂额黄时，多采用半涂法，色彩也更为淡雅。如《群侍图》中侍女脸部额黄的面积明显减少，仅在眉部四周涂抹。其中一侍女的额黄更有了轮廓造型，呈卧枣核状。敦煌壁画中女供养人的“额黄妆”就以素粉为饰，装饰部位和晕染方式也比较接近“额半”，颜色淡雅，过渡自然，不会让人感到夸张。

　　额黄妆还有一种方式是粘贴，以黄颜色材料加工制成片状饰物，又被称为面花、花钿、花子，有花、鸟、星月、几何形状等多种样式，将其粘在额上即可。“对镜贴花黄”，就属于贴花子。唐代摹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描绘的贴花子是关于额黄妆的最早图像资料。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的唐代绢画《舞乐屏风图》中，舞伎额头上如花瓣状的圆晕是在花钿外缘涂黄，看起来像含苞欲放的花骨朵。

　　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额黄妆盛行也就不足为怪，这点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有颇多体现。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里有“纤纤初月上鸦黄”，写的是月牙状的花黄。中唐李商隐的《蝶三首·其三》曰：“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是南朝刘宋寿阳公主眉间涂黄的情景。擅长描写闺阁风情的温庭筠，一会儿写“额黄无限夕阳山”，一会儿又写“蕊黄无限当山额”。至宋代时，额黄妆仍在流行，政治家王安石的诗里都有提及，“汉宫娇额半涂黄”“额黄映日明飞燕”。

敦煌壁画中的额黄妆。

　　额黄的遗存：“佛妆”和“涂黄”

　　额黄妆作为一种古老的妆容，一直延续至辽、金、元时期。其中，辽代的“佛妆”尤为引人注目，是将整个面部涂黄。叶隆礼在《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

　　辽、金、元时期，游牧民族十分崇尚黄金，黄金不仅是重要财产，也广泛应用于日常工艺品和妆饰中，加之当时对佛教的尊崇，女性十分追求金光闪闪的妆容效果。辽代女子流行“佛妆”，金代女子则在眉心点缀“花钿妆”，元代女子喜欢在额部涂黄粉，并流行一字细眉造型。随着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妆饰风格也相互影响，北方民族的“佛妆”逐渐成为宋朝宫廷嫔妃的“时世妆”。宋朝诗人彭如砺有这样的诗句：“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这里的涂黄正是宋朝女子效仿“佛妆”的写照。

　　辽代，契丹女性常用的一种涂于面部的黄粉护肤品，类似今天的面膜。这种黄粉由一种名为“栝楼”（蒌蒿，花淡黄色）的植物制成。北宋末年庄绰在《鸡肋篇》中有记录：“燕地仕族女子冬月以栝楼涂面，谓之‘佛妆’。但加敷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可见，涂抹栝楼同时是一种保养皮肤的做法，很适合北方风沙大、紫外线强的气候特点。这种在面部涂抹带颜色护肤品的护肤方式，至今仍在西藏地区流行。

　　额黄妆是我国美妆历史长河中的妆容之一，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及人们的奇思妙想、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我国各民族在妆饰上互相借鉴，碰撞出生活智慧和趣味，让爱美的历史不断延续，丰富了各时代女性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绢画《舞乐屏风图》中的舞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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