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在儒家思想引导、推动下发起的一场政治改革。改革采取迁都洛阳、移风易俗、重定五德历运等重要措施，客观上加快了北方的民族融合，强化了北魏的正统地位，是北方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典范，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迁都洛阳，光宅中原

　　自先秦以来，中原被儒家学者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吸引和凝聚历史上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地理核心。洛阳地处中原中心地带，且是东周、东汉、西晋等王朝的都城，其政治、文化的正统象征意义尤为明显。孝文帝亲政后，作出迁都的重大举措，将北魏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往洛阳。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确定迁都大计，第二年正式迁都。

　　迁都洛阳是孝文帝对政治、地理、历史与人文等因素综合考虑作出的慎重选择，是推进拓跋鲜卑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典型体现。孝文帝亲政时，北魏已在北方建立稳定统治，拥有强大的实力，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平城非用武之地，不利于拓跋鲜卑充分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也不利于北魏进一步发展壮大，最终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而洛阳是“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正统王朝的政治象征意义，迁都洛阳是拓跋鲜卑继续发展、北魏王朝进一步壮大的明智选择。因此，尽管他预料到迁都必将面临巨大阻力，仍然决定“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拓跋鲜卑源自塞外，久居北土，定都平城长达90余年，不少保守的拓跋鲜卑贵族不愿意迁都南下，甚至图谋发起叛乱。但是孝文帝坚定不移，顶住压力，团结锐意改革的进步势力，巧妙布局，周密安排，最终顺利完成了迁都。跟随北魏政权迁至洛阳的不仅有拓跋鲜卑，还有北魏统治下的北方其他各民族群体。迁都洛阳为孝文帝进一步推行改革奠定了基础，为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移风易俗，融于中华

　　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民族观具有典型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儒家学者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华夷各族在礼仪、语言、风俗、饮食、服饰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另一方面，儒家学者又认为华夷身份的认定标准是文化而非种族，凡是能用华夏礼仪者皆可视之为华夏。

　　孔子是儒家民族观的先驱。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评价孔子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尤为重要的是，儒家学者认为，“夷狄”可以通过学习儒家礼仪文化而变为“华夏”。孟子提出“用夏变夷”的观点，主张通过教化改变“夷狄”的文化面貌，实现夷夏身份的转变和文明的提升。

　　孝文帝是儒家民族观的崇尚者、倡导者和践行者。迁都洛阳后，他在拓跋鲜卑贵族进步势力的支持和中原汉族士人的协助下，迅速推行移风易俗的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广泛触及迁洛胡人社会生活习俗的各个层面，主要包括：禁穿“胡服”，改穿汉式服装，在朝官员必须穿戴以中原传统官服为样板的“冠服”；“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以中原汉话为官方语言，以洛阳口音为汉话标准发音；迁洛胡人改籍贯为洛阳，并且“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将胡人的复姓改为汉式单姓，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下令改皇室拓跋氏为元氏，其他胡人贵族复姓也分别按要求改为单姓。据《魏书·官氏志》记载，由复姓改为单姓的胡人家族多达110余个。改革还触及北魏国家祭典制度，废除了源自拓跋氏早期塞外的传统西郊祭天仪式，改为中原儒家文化模式的南郊祭天。

　　总之，孝文帝从服饰、语言、籍贯、姓氏、国家祭祀等方面，对拓跋鲜卑旧俗进行了全面变革。改革改变了迁洛胡人、特别是拓跋鲜卑的精神面貌。迁都洛阳的拓跋氏皇族不仅认同洛阳人的籍贯身份，还有不少皇族成员，如任城王元澄、清河王元怿等人积极学习儒家经典，汉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其言论、举止、精神境界与汉族士人无异，获得同时代胡汉各族的广泛赞誉。

　　改革增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随着汉化改革深入推进，拓跋鲜卑的大部分逐渐自然融于华夏民族之中，小部分融于北方其他各民族之中。到隋唐时期，拓跋鲜卑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已经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重定五德历运，接续中华正统

　　五德历运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历史观念。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这一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德政思想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五德历运说认为，宇宙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组成，人间政治秩序与此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每个正统王朝都与其中一种物质匹配，成为该王朝的“德运”，五种物质相克相生，循环不竭，因而又称为“五德终始说”。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运用五德历运理论宣扬本朝正统地位，形成按照五德次序确立的王朝政治谱系，建立了贯穿本朝与前代的中华正统秩序。

　　北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就已关注德运问题。当时，政权初创，北魏国君拓跋珪根据拓跋氏为黄帝后裔之说，匆匆将北魏德运定为土德。依据五德历运理论，本朝德运应该接续前朝德运，但是北魏接续的是前代哪个王朝却并不明晰，从而使北魏的正统性存在理论上的缺陷。重定北魏王朝的五德历运，是孝文帝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对北魏德运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与完善，是北魏汉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表现。

　　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下诏重新议定北魏五德次序。群臣意见分为两派。高闾等人认为北魏应该接续前秦政权的火德，自定为土德，服色尚黄；李彪等大部分大臣则认为前秦等政权“世业促褊，纲纪弗立”，不配享有正统地位，主张北魏应该接续西晋政权的金德，自定为水德，服色尚黑。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在太和十六年（492年）下诏，决定北魏接续西晋，自为水德。

　　孝文帝重定北魏德运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孝文帝将北魏德运从土德改为水德，将原本模糊的前朝接续对象明确认定为西晋王朝，象征北魏王朝继承西晋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接续中华正统谱系，成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主动承担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同时，这一举措还象征北魏王朝继承西晋王朝后期的“大一统”版图，承担结束南北分裂、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显示了孝文帝实现“大一统”的雄心壮志。这是北魏统治者积极认同华夏、主动融于中华民族的体现，也是北魏统治者追求“大一统”政治理想、努力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体现。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历史上各少数民族不断迁入中原，为汉族输送了新鲜血液，汉族同样向周边迁徙，融于当地民族，充实了少数民族群体。各民族交融互动，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孝文帝改革是北方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经典史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中写下了精彩的不朽篇章。孝文帝改革不仅有利于北魏王朝建构正统地位，巩固北魏统治，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为隋唐时期形成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其积极意义值得充分肯定和深入挖掘。孝文帝在改革中展现了不畏艰险、勇于革新的过人胆识，主动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取向，以及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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