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史。从周人走马到胡服骑射，从马踏匈奴到昭陵六骏，从饮马江南到以茶易马，骏马良驹在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勾连了长城南北从牧场到耕地的阡陌交通，见证了两种文明从冲突到融合的历史进程。

　　胜与负的关键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以长城为界，两个世界泾渭分明：长城以南是农耕地区，长城以北是游牧地区。事实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真正分界线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不仅是一条地理线，更是一条生存线。广袤的草原是马匹的乐园，却非适宜人居的乐土。马能吃草，而人不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严重缺乏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资，只能把目光移向长城以南：那是禾苗疯长的肥沃土壤，吃的是粮油米面，穿的是桑麻绵绸。生存法则牵引着游牧民族走向农耕民族。

　　有专家从气候角度分析禾与草两个世界的交锋历史，得出这样一条规律：大凡在温暖期，由于日照充足、降水充沛，水草丰茂的游牧民族很少南下；一旦处于寒冷期，气温降低，降水较少，北方温带草原南移大约200公里，游牧民族便迫于生存压力而大举南侵。于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一幕在中国历史上频频上演。

　　既然彼此弯弓月，为何总是草原地带征服中原地区？一决胜负的秘密正是战马。在两军交锋中，战马意味着高度的机动能力，意味着强大的冲击力，意味着游牧骑兵对中原步兵的碾压性优势。

　　刘邦登基不久，便遭白登之围。曾经高唱大风歌的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最后只能以重金贿赂单于妻子才得以脱身。根源在于，大汉战马紧缺。经此屈辱，大汉王朝开启“马政”。景帝时期，全国开辟36个大规模养马场，3万官奴饲养30万匹官马。晁错提出“马复令”，养马一匹便可免除3人兵役，鼓励民间养马。然而，中原马匹终究不如西域宝马。张骞出使西域，寻求良驹宝马；汉武帝爱马如命，或重金求购，或兵刃相向，只为得到汗血宝马，改良汉朝马种。最终，卫青、霍去病率领骠骑，突击草原大漠，取得了封狼居胥的佳绩，留下了虽远必诛的豪情。

　　从此，人们在《后汉书·马援列传》的这段话中认识到了马匹的重要性：“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马与茶的互市

　　自汉而下，马到便能成功，缺马便会挨打，这是中原农耕王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律。唐朝强盛，离不开马政。国家牧场的马匹存栏量一度达到70万匹之众，《新唐书》留下了“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考语。宋朝羸弱，苦于战马缺乏。当时中国两大良马产地，一处位于西北河套地区，却被西夏控制；另一处位于东北蓟北一带，又为契丹所据。马匹的缺乏构成了两宋军事上的“先天不足”。相比之下，辽代却是“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呈现出“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的景观。

　　随后，马背上的蒙古铁骑凭借着骑兵优势，如旋风般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然而，连年征战，再加上蒙古贵族的跑马圈地，使中原大地特别是江淮地区已经退化成半农耕半游牧地区。忽必烈恐怕没有想到，放马中原的结果竟然是为日后朱元璋组建反元骑兵提供了本钱。朱元璋凭借元朝在江淮留下的马匹资源，最终将蒙元赶回大漠。遗憾的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据《明史·兵志》记载，晚明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

　　问题在于，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生存难题，难道只有战争一途才能解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战争之外，还有贸易。茶马互市，便是一例。

　　中原王朝离不开战马，这是军国大计。有人或许会问，中原地大物博，难道养不了区区战马？不是养不活，而是养不起。在所有驯化的畜类中，马匹的饲料转化率明显低于牛羊。因为牛羊有三四个胃用于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达到50%—90%，而马对粗纤维的消化率不到40%。要想养马，必须提供诸如粟米黑豆等精细饲料，而且还要日夜不断地饲养，所谓“马无夜草不肥”。况且马在农耕地区的用途太过单一，只能拉车骑乘。人们很少吃马肉、喝马奶、用马皮，甚至连马粪都难以用作肥料。更要命的是，农耕地区不断面对人多地少的矛盾，精耕细作尚且不暇，根本没有牧场放马驰骋。

　　游牧民族离不开茶，这是牧民生计。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既能解腻，更能补充牧民急需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茶叶适合保存，便于携带。品茗喝茶又需沸水，杀灭细菌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感染疾病的几率。所以，同样的茶叶，对汉人而言是调剂品，对游牧民族而言则是必需品。所以，唐朝形成了“以茶制边”的策略。宋代更是专设茶马司，专门负责“以茶易马”。

　　禾与草的互补共生，茶与马的互通有无，暗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谐共存的可能。战争只是一时快意，商贸则是细水长流。弯刀再快，铁骑再强，也斩不断、冲不垮两种文明的商贸往来。与战争相比，这才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处之道，也是两大文明互动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农与牧的融合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长城为界，骏马为媒，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互鉴中相互冲撞，在冲撞中不断互鉴，最终走向融合，共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激荡的最终结果，便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作为中原王朝的巨大压力，倒逼出了“大一统”。

　　从历史上看，游牧文明又是大一统的维护者。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例如，金为女真人建立的北方政权，同样自称为中华正统，海陵王完颜亮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元代不仅倡导“天下一家”，而且为维系大一统贡献了行省制度等政治智慧。最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清代熔铸为一体。清朝统治者通过满蒙联盟控制了广袤的游牧地带，又通过继承中原文化而入主农耕地带。游牧民族与中原汉人的融合是“天时人事之自然”，因为民族融合是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更是不可逆转的人心所向。

　　马蹄声远，鼓角声息。随着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策马而行的交通方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古道西风瘦马”所见证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过程，凝结成天下一家的统一格局，沉淀出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镌刻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成为启迪后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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