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由人类创造、制作或因人类活动而留有印迹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性遗存的总称。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和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传世器物等，均可纳入文物的研究范畴。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一批批重要的考古出土文物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们与数量庞大的传世文物共同构成西藏文物的总体。这些文物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西藏与内地水乳交融关系的缩影，表现出西藏自古以来与内地存在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是研究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重要依据。

　　考古发现证明西藏与内地自古联系密切

　　人类何时开始进入青藏高原活动，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近年来在藏北地区发现的尼阿木底遗址，通过光释光年代测定，距今至少约3万年，是经考古发现的青藏高原出现人类活动时间最早的证据。藏北的申扎、双湖一带发现的椭圆形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尖状器等，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宁夏灵武水洞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华北旧石器传统相一致。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并不单一，吉隆县哈东淌、却得淌发现的旧石器标本以砾石为主，打制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多为砍砸器，与广西百色上宋村、云南景洪橄榄坝等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砾石工业传统有着一定联系。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地区仍保持有砾石工业的传统，或许与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关。

　　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存广布，藏东地区有卡若、小恩达、江钦，藏东南地区有云星、红光、居木、马尼翁、背崩、墨脱等，西藏中部有曲贡、昌果沟、邦嘎、嘎冲、廓雄、钦巴，藏北地区有丁仲胡珠孜等。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卡若遗址的石器、陶器和建筑的特征均表现出与甘青地区的氐羌系统存在紧密联系，曲贡出土的猴面贴饰与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同类陶面具有一定联系。西藏其他地方新石器时代遗存标本数量少，但从卡若和曲贡来看，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包含较多内地同时期文化因素。

　　拉萨曲贡遗址H12出土的青铜镞，将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年代追溯到距今4000年左右，与内地青铜文明开始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当。西藏早期金属器以铁柄铜镜和青铜剑最具代表性，有学者认为，带柄铜镜的传播者很可能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古羌人部落及其南迁的支系有关，亦可成为内地与西藏联系的见证。札达县皮央格林塘墓地M6出土的双圆首柄青铜剑，与云南、四川等地出土的青铜剑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都十分相似，其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芒康县宗盖墓葬出土山字格青铜剑，与四川出土的山字格青铜剑形制相近。此外，西藏出土带柄铜镜和铜剑的墓葬多为石棺葬，与临近的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石棺葬遗存相一致。学界多认为，西南地区的石棺葬可能是甘青地区秦汉时期南下的羌系民族的文化遗存，西藏发现的石棺葬、带柄铜镜、铜剑等遗存可能也与其有关。

　　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相继发现茶叶与茶具，其年代约为汉晋时期，是目前西藏所见饮茶习俗的最早证据。吐蕃时期西藏饮茶之风盛行，为后来兴起的茶马贸易奠定市场基础。高原地区的饮食结构使当地居民对茶叶存在特殊需求，近代以前，西藏的茶叶完全依赖于内地输入，在贸易互通的过程中，文化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目前发现的吐蕃时期遗存较为丰富，为研究内地与西藏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证。以石质文物为例，目前西藏所见吐蕃时期的石碑主要有赤德松赞碑、唐蕃会盟碑、达扎路恭纪功碑、赤松德赞碑等。吐蕃时期，庑殿式碑首的式样较为流行，这类形制的石碑与位于陕西的唐乾陵述圣纪碑、石台孝经碑的庑殿式结构存在源流关系，应是内地碑刻样式传入西藏的反映。吐蕃石狮造型多为后腿蹲坐，前肢挺直，鬃毛蜷曲，这种造型与吸纳唐代帝陵形制有关。吐蕃之前西藏未见树碑和石像生传统，唐蕃加强文化交流之后，汉式石碑和石狮造型开始较多出现于西藏。

　　科学的考古工作获得大量的实物资料，证实了西藏不同时期的发展均与内地存在紧密联系，是研究西藏文献出现之前历史的重要途径。总体来看，吐蕃以前西藏先民与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存在较多文化互动，文化交通脉络逐渐清晰。随着今后考古资料逐渐丰富，西藏与内地文化关系发展史将会更为完整。

　　传世文物丰富了对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认识

　　学术界对传世文物的研究多集中于唐至明清时期，此阶段文物存世量较大，丰富了西藏与内地关系史的内容。

　　大昭寺中心佛殿正中小室的斗拱结构源于内地，证明佛教初传西藏之时内地文化因素便已产生影响。元朝政府直接管辖西藏时，内地建筑形制很快被西藏僧俗贵族接受，建造了夏鲁寺等汉藏合璧建筑风格的寺庙，逐渐成为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普遍采用的形式。此外，西藏各级博物馆、寺院等藏有数量较多的玺印、诏书、经书、瓷器、造像、服饰等文物，这些文物均为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管辖权的见证。故宫、雍和宫等收藏有西藏僧俗敬献的法器、供器、造像等文物，是西藏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实证。

　　民间文物更能体现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学者研究发现，吐蕃时期的金银器受到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不少器物成为汉藏文化交流在金银工艺制作上的典范之作。由于西藏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烧造瓷器的高岭土等资源缺乏，西藏不具备烧制瓷器的条件，瓷器的生产完全依赖于内地。元明清时期西藏僧俗上层使用的僧帽壶、带藏文款高足杯等汉藏文化融合的器物，均为中央政府赏赐物或僧俗贵族在内地的订烧瓷。在此期间，民间的商贸往来使得大量瓷器出现于普通藏族家庭，时至今日藏族家庭仍以瓷器作为主要的生活器皿。

　　随着西藏与内地联系日益紧密，藏传佛教中的内地文化因素逐渐增多。清雍正十年（1732年）拉萨始建关帝庙，此后日喀则、亚东、乃东、嘉黎等地也建有关帝庙，桑耶寺、楚布寺等设置关帝堂或关帝塑像，甚至还有关帝形象的唐卡，关帝信仰在西藏逐渐传播开来。此外，藏传佛教艺术中出现汉式善财童子形象，甚至还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形象等。藏传佛教吸纳内地文化因素，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汉藏文化的融合，较之于民俗文物而言，其意义更为深远。

　　西藏的文博机构、寺院以及民间收藏的各类文物是西藏与内地密切关系的见证，此类文物的研究扩充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广度，有助于深刻认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不断拓展西藏文物研究的视角

　　文物研究历来重视多学科合作，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能够为西藏文物研究带来新的思考。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本西羌属”，许多学者据此提出藏族起源与羌人有关。古代文献中的“羌”并非特指今日之羌族，而是古代中原地区先民对黄土高原及其西部以牧羊为业人群的统称，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夏商时期，羌便与中原王朝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先秦时期，羌人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不断交融，其中一支逐渐向西藏迁移，成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唐朝以后，内地与西藏联系逐渐紧密，相关文献资料逐渐增多，此阶段的文物研究应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

　　民族学的研究视角也能够为研究汉藏文化渊源助力。《汉书·食货志》载，“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耕，二牛三人”。汉代中原地区出现的“耦耕”为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压辕。上世纪末，生活在林芝地区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仍使用“耦耕”，成为汉藏传统文化交融的缩影。近年来，随着西藏文物保护工作快速发展，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壁画材料、绘画颜料、天珠蚀花工艺等，为西藏文物保护与研究开辟了新路径。通过科技手段研究文物的质地、工艺，并与内地同类材料作对比，将会形成更多新认识。

　　文物不能仅停留在研究层面，还应更多地发挥其宣传教育作用。近年来，内地与西藏文博单位合作举办的文物交流展备受关注，使公众更全面地了解了内地与西藏自古以来的纽带关系。同时，内地文物在西藏展出可以促使各族群众更好地理解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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