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汉藏合璧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是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与文化载体。系统阐释汉藏合璧建筑风格融合的演进向度，深入发掘汉藏民族交融、增强文化认同的历史事实，全景再现汉藏民族借助建筑符号进行信息传递和价值共享的具象过程，一幅汉藏民族互融互鉴的生动图景就会跃然眼前。

　　汉藏合璧建筑风格的历史文脉

　　考古研究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诸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其中，房屋形制及建造方式与马家窑、半坡等遗址十分相似。由卡若遗址早期的半地穴窝棚式、中期的地上棚屋式以及后期的井干式、干栏式或碉房式建筑可看出，西藏地区的建筑形态与中原一致，同样是由穴居、半穴居发展为地面建筑的。碉房作为藏式建筑的早期母型，不仅为民居建筑所承袭，同时催生了宫殿、营寨中的宗山建筑风格，从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到布达拉宫前身红山宫，依山构筑、俯瞰原野的恢宏情境固化为宗山建筑形制的典型视觉意象。

　　吐蕃王朝建立后，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文成公主进藏时，带了不少能工巧匠。此后，汉藏建筑文化进入全面交流互鉴时期。随着藏传佛教体系的逐步建立，以汉式佛寺为重要参照，藏传佛寺、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宫殿融合了汉式建筑的木作、瓦作等建筑工艺，演化为藏族聚居区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汉藏合璧建筑风格。自元朝起，在封建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扶持下，汉藏合璧建筑文化伴随着民族交往，开始向中原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传播。

　　汉藏合璧建筑风格的演进过程，成为追溯汉藏文化交流历史的重要时空线索。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藏合璧建筑中的汉、藏文化成分或有变化，呈现一定的空间层级，但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形成一种兼有两者审美特点并可付诸实践的风格范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汉式建筑风格伴随着民族交往逐渐融入西藏

　　唐朝时期中原文化进入西藏，对西藏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汉式建筑风格的吸收也成为当时西藏建筑风格的主要特征。公元641年，文成公主采用汉式院落形制主持修建了甲达绕木切殿（小昭寺）。《西藏王统记》载，“汉后亦自汉地召致甚多木匠、塑匠，建甲惹毛切殿，殿门东向”。《西藏通史》亦载，“汉式釉子屋顶斑斓美丽，赤赤生辉；翅角飞檐，十分壮丽”。这是西藏地区首次出现琉璃瓦屋顶及飞檐，是汉式建筑在西藏的首次尝试。而建于7世纪的神变祖拉康（大昭寺），是最早以本土拉康形制结合唐式木构的佛殿，现存主殿的一、二层廊柱及其上部的梁架、藻井、斗拱等均为唐代原件，其正中平梁上承托令拱和托木的巨型人字叉手，是隶属于唐代木构体系的典型构件。

　　建筑元素和建造技术的移植再现，反映出汉式建筑风格是西藏佛教建筑初兴时的重要参照，也是内地工匠直接参与建造并进行技术交流的重要物证。西藏地区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其乌孜大殿二层也是由内地工匠参照汉式建筑风格修建的。同时，桑耶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建寺遗存是汉式砖瓦。据《扎囊县文物志》载，这些砖瓦同样是由内地工匠传入烧制工艺后于当地烧制而成的。这一时期，唐蕃古道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重要通道。公元823年唐蕃第八次会盟后，立下了载有“今社稷山川如一，为此大和”的会盟碑，碑体采用汉式龟趺碑形制结合藏式宝珠顶。作为汉藏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会盟碑至今屹立于大昭寺前。

　　宫殿、寺院建筑合体是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表现，其建设过程进一步体现了西藏建筑对汉式建筑风格的融合与创新。1247年凉州会盟之后，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8年，元朝国师八思巴授意于日喀则修建萨迦南寺。萨迦南寺虽沿用本土拉康形制，但同时受内地筑城制度的影响，因袭了一套由城壕、内外城墙和角楼构成的城墙体系，是一座融合内地城池格局的地堡式建筑。考古研究发现，仲曲河北岸原萨迦北寺中，不仅斗拱、梁枋及彩画均为元代官式风格，还出现了西藏最早的汉式歇山金顶。

　　这一时期集中体现汉藏文化融合的典型范例是夏鲁寺，它是元代官式建筑在西藏的遗珍，其重要特征是创立了汉藏建筑风格结合制式，即汉式屋顶，就是在底层藏式建筑拉康形制的砖木混合平顶结构之上，以汉式木作营造技艺建抬梁木构架汉式歇山屋顶。夏鲁寺二层4座绿色琉璃瓦歇山屋顶的布局合围形成一座汉式合院，主殿屋顶的飞檐由45°斜拱支撑，屋面坡度与跨度比例为1:4，这种做法在我国建筑史上兴起于辽代。4座佛殿中所用的“侧脚”“升起”“减柱造”等营造方式，也是元代官式建筑的主要特点。此外，歇山屋顶檐下交相铺衬的斗拱，檐上绿色琉璃筒瓦、瓦当、滴水，屋面正脊和戗脊的叠瓦、屋脊鸱吻等，均为汉制。4座屋顶的正脊中央各又设一个藏式大钟形宝瓶装饰。夏鲁寺反映汉藏文化接榫的结合制式于后期实践中不断地被完善，17世纪大昭寺的扩建也是在早期的藏式平顶上加建了4座汉式歇山金顶，主殿所用九踩四昂、七踩三翘斗拱形制以及重檐歇山形制，与明清时期内地做法保持一致。

　　1645年，布达拉宫于吐蕃王朝红山宫遗址上重建。布达拉宫采用了西藏最大的宗山形制，集宫殿、寺院建筑形制于一身，集汉藏建筑美学之大成。据藏文史籍载，以鎏金铜瓦替代琉璃瓦的汉式歇山金顶逐渐演变成为西藏宫殿、寺院、灵塔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布达拉宫的金顶群最负盛名。布达拉宫金顶的装饰符号系统，体现了藏式建筑在吸收汉式脊饰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屋顶装饰艺术，具体包括正脊中心的大钟形宝瓶和两侧的小型窣堵坡式宝瓶、正脊两端类似鸱吻的嫔伽、戗脊四角的象鼻龙式摩羯鱼首等。这一阶段，歇山屋顶、斗拱、雀替、藻井、彩画等典型汉制建筑元素均已熟练地应用至藏式建筑中，并通过汉藏文化交融奠定了汉藏合璧建筑制式的结合基础，进而形成颇具代表性的风格范式和装饰体系。

　　汉藏合璧建筑风格在向中原地区传播中创新发展

　　汉藏合璧建筑风格作为一个整体，在向西北以及中原地区传播时，被注入更多的内容要素，实现创新发展，并随着空间移动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13世纪，藏传佛寺在蒙古地区兴起，逐渐形成了融藏式风格、汉式风格和本土萨满文化元素于一体的召庙建筑。这一时期，以元大都（北京）为文化汇集与传播的中心，拉开了元代汉藏文化空前交流规模的序幕。

　　安多地区（青海、甘南）作为藏式建筑风格对外传播的第一地缘层级，因气候条件及民族分布的相似性，基本接受藏式建筑风格，并尝试融入了一些汉式建筑元素。例如，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在金顶规制上呈现出屋架举折、檐口起翘、筒瓦滴水等特征，均采用了规制严格的内地做法，彰显了汉式建筑的生动气韵；在脊饰符号上，除了沿袭正脊以藏式鎏金宝瓶等作装饰，拉卜楞寺弥勒佛殿金顶的四戗脊中首次出现了“龙”的形象，这是汉藏合璧建筑再次融入汉式建筑元素的重要标志。

　　再至承德外八庙建筑群，其建筑风貌的形成历经了三个时期的风格融合。前期的建筑布局及风格都沿用汉式佛寺形制，仅于建筑装饰上作了藏传佛教元素和题材的一些尝试。中期的建筑布局出现了汉藏结合式，普宁寺前半部分采用汉式佛寺“伽蓝七堂”形制，后半部分则再现桑耶寺的“坛城”形制，两种形制于地形的层层迭升中有机接合。后期如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布局方式突破了汉式寺庙建筑轴对称的传统，代之以体量庞大的藏式红台结合汉式金顶的汉藏合璧制式。尤其是普陀宗乘，这个名称是藏语“布达拉”的汉译，其以布达拉宫为原型，因循宗山形制及建筑色彩，形成藏式建筑在内地的呼应。

　　脱胎于王府建筑的北京雍和宫，在改造中不断融入藏式建筑元素，如法轮殿汉式琉璃瓦屋顶的5座小阁分别以藏式小型窣堵坡式镏金宝瓶为脊饰，形成类似坛城的五塔构图。除了汉藏建筑文化风格，雍和宫还融入了满、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是各民族文化创新交融的结晶。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形象聚类分析与图谱建构”（项目号20VMZ008）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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