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上，运河两岸曾兴起过数十座城市，它们代表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富集区。今天的运河城市不仅遗存了大量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物质文化遗产，也保留着数不清的方志、笔记、小说、诗歌和艺术。真实记录了运河城市的空间变化、历史沿革、人口聚散、商业兴衰和文化变迁。

　　首先，没有运河城市，就没有运河文学作品。但后者也真实记录了前者的“历史细节”，具有重要的运河城市史料价值。城市兴起是发生在运河两岸最重要的历史、经济和社会事件。对此大家最熟悉的是北京这个“从运河上漂来的城市”。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曾赋诗：“文皇建都，治必南饷。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通州新城的建设，成为北京“从运河上漂来”的重要平台。

　　不仅北京，运河沿线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小城镇，也是因为大运河而成为历史上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如元代的天津叫直沽寨，本是一个军事卫所性质的寨子。元代定都北京后，无论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还是走海路向大都运送物资，直沽寨都是必经的咽喉要道。据统计，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到天历二年（1329年），由此经转的漕粮就从4650石增加到352万石。因为承担了转运漕粮的新功能，原本平凡的直沽寨变成了万樯云集的商埠。这一城市发展的过程，生动记录在诗歌中。如“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王懋德《直沽》）、“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张翥《代祀湄洲天妃庙次直沽作》）、“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寔意也其一》）。在明代首都北迁之后，直沽寨的地位更加重要，因此才有了朱棣的“赐名天津”。

　　又如因漕运而兴起的淮安。傅崇兰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写道：“淮安地处徐州、扬州、盐城中心地带，为南方诸行省漕运北上的咽喉，经济繁荣，街市繁华。”漕运的繁忙直接催生了城市的发展，唐代的白居易已经把淮安称作“淮水东南第一州”（《赠楚州郭使君》）。而城市的发展又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如温庭筠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赠少年》），苏轼的“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等。除了诗歌，在《金瓶梅词话》、《西游记》、《水浒传》等古代小说中，也有大量关于淮安城市生活的记载和描写。它们为今天研究运河城市、了解大运河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文献资料。

　　其次，运河城市本质上是商埠型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自成一格；运河文学深刻再现了运河城市的独特本质，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审美精神具有重要影响。与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不同，运河城市主要是经济中心、运输业中心、商业贸易中心和消费中心，也可统称为“商埠型城市”。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贸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态多样化为基本特征，运河城市与人口规模有限、消费经济欠发达的农业文明城市迥然相异。以人口集聚为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杭州。据统计，在隋朝大运河刚开通时，杭州人口只有一万五千户，但到了南宋初期就扩张到二十六万户。由此观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说“参差十万人家”，绝非诗人的虚构。在商埠型城市发展上，则以扬州为代表。阎守诚在《隋唐小说中的运河》中曾写道：“因为扬州是一座消费城市，那里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那里不仅山水风光，明媚秀丽，而且有数不清的倡楼、酒馆、茶店，有风姿绰约的妓女、身怀绝技的艺人、手艺高明的厨师和充满浓郁地方色彩的美味佳肴，可以供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尽情地享受挥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这与杜牧的“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可以说构成了一个“诗史互证”的循环。

　　不仅文学记录和建构着城市，城市也影响和改变着文学书写。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以儒家思想和实践理性为根基，与“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在价值标准、审美精神上保持着高度一致。以商埠型城市为襁褓，运河文学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精神代表。即使在齐鲁之地的运河城市，也因此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越来越背离“忧道不忧贫”的儒家精神，和苏州这样的“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越来越趋同。最具代表性的是济宁。京杭大运河使位于济州河段的济宁成为辐射周边百县的全国商业城市。《康熙济宁州志》记载明代陈伯友云：“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仕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猥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与之相应，明代朱德润有《飞洪桥诗》：“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清代《竹枝词》中还出现了“济宁人号小苏州”的比喻，也是济宁“骛于纷华，与邹鲁间稍殊”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

　　再次，运河文学不只是文学作品，也是运河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不仅在“青史”上书写了很多大人物，也客观记录下运河两岸普通人的悲欢。“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白居易这首脍炙人口的《长相思》，也是一篇吟咏运河的佳作。词中的汴水即未改道之前的黄河，汴水与黄河先在徐州汇流，再与泗水合流，然后入淮河、入长江。瓜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南，所以说流到瓜州就可见吴地的青山了。至于白居易为什么对运河这样熟悉，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公元782年，年仅9岁的诗人随父白季庚赴彭城，此后在运河名城徐州一共生活了23年。这首《长相思》不仅是一首情诗，也是诗人在运河岸边多年生活经验的升华。

　　6000多里的空间和2500多年的历史，使大运河本身成为一条蜿蜒曲折的人物画廊，其中既有诗人骚客的风流潇洒，也有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以及小人物众生相的微末悲欢。如发生在任城的“金龟换美酒”故事。贺知章当年在此偶遇李白，酒逢知己千杯少，但结账时发现都没带钱。贺知章毅然解下朝廷赐予官员的信物——金龟，用来抵酒钱。天宝年间，杜甫李白曾在此“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多年以后，乾隆感怀旧事，曾写下“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再咏南池四首》其三）。李白在任城期间，写下了《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名篇，可以说也都是得了运河之助。

　　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为张睢阳齿”，用的是唐代张巡睢阳骂贼、嚼齿皆碎的典故。其本事就在运河名城商丘。商丘与运河的关系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鸿沟。运河使商丘经济繁荣，也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盖睢阳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唐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张巡与安庆绪的13万叛军血战睢阳，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而被俘，又因拒降而被杀。关于这场历时10个月、战斗400余次、杀敌12万之多的苦战，张巡曾写下《守睢阳作》：“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古来英雄，莫过于此。

　　还有一些普通人也因与运河结缘而流传。如精通水利的汶上老人白英，乾隆南巡时曾感慨“地脊原来南北分，老人能识果超群”（乾隆《题分水龙王庙》五）。还有运河两岸的河工和船工，他们的艰辛劳作和乐观精神，也都长留在文学史上。如谢肇淛的《南旺挑河行》：“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卒如蚁。鹑衣短发行且僵，尽是六郡良家子。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断。”如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运河号子：“拉起来呀，拽起来哎咳哟，哎咳哎咳哟，一溜三夯往前排哎，弓嚎咳，呀嚎咳嚎咳嚎咳。”这些都是大运河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传承保护和创新运河文化不应该遗忘的。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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