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交通枢纽，成为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区域。其中，儒家思想在敦煌的传播值得关注。

　　儒家思想在敦煌的传播

　　自古以来，敦煌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敦煌是月氏、乌孙、匈奴争夺之地。西汉时期，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派士卒数万人在此屯田，加之流徙人口迁入，丰富了河西地区的民族构成。这些迁入敦煌的家族中，曹、张、氾（fán）等发展成为豪门大族。东汉时期，敦煌成为各种割据力量争夺的目标，也有不少汉族大姓为了建功立业迁到敦煌。两晋南北朝晚期，战乱频仍，不少人因避乱迁入河西地区，其中不乏注重个人修养、以经学传家者。世家大族中也有潜心儒学、著书立说、设馆授业者，为儒家思想在敦煌传播作出了贡献。

　　有唐一代，开放包容，社会繁荣，文化多元。儒学在敦煌进一步发展。安史之乱前，敦煌地区的官学相当完备，包括州学、县学和乡村私学，儒家思想、礼仪等通过官学中得到传播。《尚书》《论语》《毛诗》《孝经》等儒家写本，有很多都是官学中的学生抄写的。此外，州学、县学均建孔庙，分春、秋两季祭祀，对传播儒家思想有很大促进作用。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敦煌，官学废弛，寺学成为不少俗家子弟求师问学、学习儒家思想的地方。归义军治理时期，官学得到恢复，不仅传播儒家思想，还增加了伎术院，培养乘舆祭祀礼仪、经籍图书书写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一时期，寺学也得以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不仅教授佛学知识，还将儒家文献作为教学内容，传续儒学薪火。

　　敦煌文书和壁画体现儒家思想广泛传播

　　敦煌莫高窟第17号窟的藏经洞中收藏了4至11世纪各种文献5万余卷，其中佛教文献约占90%，另有历史、天文、医药、儒家典籍等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手抄本，少量为印本，被称为“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中的儒家典籍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大多为唐写本。就《论语》敦煌写本来看，约90余件。从内容看，主要包括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唐人写本何晏《论语集解》单行本60余件。这些抄本均为残卷，多为蒙童诵读用本。宋代以前，《论语集解》以单行本行世，宋代以后与疏本合并，成为“注疏本”，而单行本遗失。敦煌所出《论语集解》单行本弥补了中原地区单行本亡佚的缺憾，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汉藏文化融合在敦煌文书中也有较多体现。 贞观十五年（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量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类书籍。松赞干布仿照唐朝法典，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重要参考标准，颁定了包含孝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动等在内的《二十条律》。之后，金城公主入藏，《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也随之传入。吐蕃还派贵族子弟到位于长安的国子监深造，学习儒家经典。在敦煌文书中，有大量以藏文书写的中原地区文献，如《尚书》残卷、《春秋后语译文》（又名《战国策》）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唐蕃关系以及中原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在用藏文书写的敦煌文书中，《千字文》残卷在汉文的左边写有藏文，显然是为了便于吐蕃子弟学习而标注的。《兄弟礼仪问答》以兄弟问答的形式阐释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其中包含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孝、廉、耻等观念，是教育吐蕃子弟提升自身修养、处理人际关系的“教科书”。

　　在敦煌文书中，《孔子项托相问书》是抄本最多的作品之一，已知的汉文写本有16卷，此外还有3篇藏文写本。《孔子项托相问书》通过描写孩童项托和孔子相遇、辩论的情景，表达了对天文地理、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神话传说等问题的看法，其中有对儒家思想的充分阐发。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报恩经变》画以直观的方式，表达了孝道思想。佛教与儒家的孝道观念有一定的重合，因而在唐宋时期得到广泛流传。敦煌莫高窟第31、148窟均为盛唐时期《报恩经变》画，第231、112、154窟有中唐时期绘制的《报恩经变》画，体现了儒家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和交融状况。

　　敦煌藏经洞文献虽以佛经写本、刻本为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儒家文献，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恰如一条流淌在敦煌的文化河流，长久而深远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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