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可以从五个维度观察和研究：一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三交”史；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三交”史；三是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三交”史；四是少数民族之间的“三交”史；五是“汉化”与“胡化”所体现的“三交”史。

　　目前，学术界对前两个维度研究得比较深入，其实另外三个维度的“三交”史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只有把这几个维度的“三交”史都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才能看到“三交”史的全貌。

　　比如，研究匈奴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少数民族之间“三交”史的丰富内容。西汉与匈奴战与和的关系比较突出，文献中有大量记载。在同一时期，匈奴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也很紧密。当时，楼兰、乌孙等西域诸国都在匈奴控制之下，张骞出使西域，主要目的是想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匈奴与西汉和亲，也与乌孙和亲，他们之间的“三交”史也非常丰富。

　　（作者系 烟台大学教授  ）

　　研究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三交”史可以看到，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活动着众多部族，彼此之间很早就有联系。唐朝时期，吐蕃不仅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密切，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联系。吐蕃与唐朝和亲的同时，还与吐谷浑、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过和亲关系。吐蕃与其东南部的南诏、大理、白蛮，东部的羌、彝、乌蛮，东北部的吐谷浑、突厥、回纥，西北部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部族或地方政权都有往来。

　　“汉化”与“胡化”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三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合进华夏文化的一种现象。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一些民族现在不见了，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融合了。从中国历史来看，“汉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汉化”，二是在长期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自然“汉化”。“胡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形态，也是考察“三交”史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胡化”，就是汉族融入少数民族、被少数民族所同化。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普遍，汉朝李陵的匈奴化、北魏高欢的鲜卑化、汉晋时期爨氏的“夷化”、唐朝徐舍人的吐蕃化，就是比较典型的“胡化”现象。

　　那么，应当从哪些方面研究“三交”史呢？结合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着重谈五个层面。

　　一是政令。政令泛指政府发布的有关施政的法令，历史上关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都由政府发布。从相关政令中研究“三交”史，不仅能知其然，而且更能知其所以然。历代帝王发布的相关诏令，都透露出大量“三交”史的信息，能够看出中央政府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动因及力度。

　　二是经贸。经贸包括经济和贸易。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区域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之间经常开展物资交换，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给北方游牧民族提供日常所需的粮食、食盐、茶叶、铁器、丝绸等，北方游牧民族则提供中原地区所需的马匹、皮毛等畜产品。从经贸角度探讨“三交”史，需要关注民族走廊和通道的作用。

　　三是战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中国古代发生过不少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和痛苦，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也要看到，战争从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促进人口流动、各民族并肩作战、促进了文化传播等方面。

　　四是通婚。通婚是各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能够实现从习俗、心理、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到血缘的交融。这里所讲的通婚，包括两个民族上层之间的和亲、普通民众的族际通婚以及跨国婚姻等。这几类通婚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方面，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婚姻对象来看，和亲一般是指上层之间的婚姻关系，族际通婚和跨国婚姻一般是指民间的婚姻关系。从时间来看，和亲是指古代社会的婚姻现象，族际通婚和跨国婚姻多指当代的婚姻现象。

　　五是迁徙。人口迁徙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显见、影响最深远的社会现象。从中国史前时期到近现代，在中华大地上，人口不断流动，“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都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过很大影响。

　　此外，还有许多领域和专题需要专家学者进行细致观察、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全面梳理多语种史料，扎实做好田野调查工作，不断丰富“三交”史研究内容，推动“三交”史研究纵深发展，为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贡献智慧。

　　（作者系烟台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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