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源头。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的重要遗址，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在牛河梁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一体的祭祀性建筑遗迹，这些祭祀性遗迹群鲜明地体现出天地崇拜、祖先崇拜的中华文化传统，对于追溯和挖掘中华文化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牛河梁祭坛与“天圆地方”的文化理念

　　牛河梁祭坛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总体范围东西长130米，南北宽45米，占地5850平方米，由6个单元组成。3号为圆形祭坛，祭坛西侧为1、2号冢，东侧为4、5号冢，北侧是6号冢，构成“五冢一坛”的形式。中间祭坛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积石冢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据此可以推断，牛河梁祭坛很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用以祭祀天地的场所，北京天坛与其有着一脉相承的理念，体现着“天圆地方”的传统哲学。

　　“天圆地方”特征的背后，蕴含着古人对于天道、地道的认知，与中国人的生命观息息相关。中华文化认为，万物来源于天地，大至山川河流，小至一草一木，所有的生命皆源于天地所生，最终也会回到天地自然中去。天地是万物之母，这是人们崇敬天地最为根本的原因。“天圆地方”是古人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总结：“天圆”指“天道曰圆”，意思是“天道”是循环往复、周流不怠的，“天道”在整个宇宙间按其规律循环运行着，无有尽时；“地方”指“地道曰方”，意思是一个地区的气候、风土、环境等是相对稳定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固定的地理环境对人有特定的塑造作用。循环往复的“天道”与恒常不变的“地道”相互配合，共同哺育、辅助着人类以及各类生物的繁衍生息。因此，在中华文化中，天地乃是生命之本，天地运行的规律也是支配万物生长收藏的背后机理。

　　女神庙、积石冢与“报本反始”的祖先崇拜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遗址群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单体建筑和一个多室建筑构成。庙内出土了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以玉石镶睛，形态逼真而又达到神化。其大小一般与真人相近，有的是真人的数倍。这组遗迹的墙壁上有彩绘，出土了猪龙等大型泥塑和陶质祭器，因此发掘者将其称为“女神庙”。女神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苏秉琦先生对庙内出土的女神头像进行研究后指出：“女神塑像称为神也可以，但她是5500年前，我们的祖先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有女神头像出土于神庙，这一发现被考古界誉为“海内孤本”。女神庙及女神头像，是当时人们已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的重要明证。

　　牛河梁遗址群还发现了墓葬文化的重要遗存——积石冢。积石冢，是红山文化中最为典型的墓葬方式，通常位于丘陵之巅，一个山顶上有一冢或多冢。冢由积石所构成。每个积石冢内部结构以一个位于中心的主要大墓为核心，其周围有次中心大墓和边缘小墓，小墓环绕于大墓四周，该墓葬布局体现了明显的主从关系。大型墓葬规模大，建造程序复杂，处理精致。而在冢的四周，则摆放着无底的红色筒形器，当属专用祭祀器皿。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显示出“唯玉为葬”的特色，体现出严格的随葬规制。积石冢的出现，是考证上古时期中国由祖先崇拜发展出祭祖文化的重要明证。

　　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根脉，在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安阳殷墟王陵内有大量祭祀坑，据坑中出土的卜辞记载，当时的人们十分崇敬先祖，曾举行大量的祭祀先祖的活动，祭祖已经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国家典礼，这种祖先崇拜可以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据考古学家郭大顺考证，就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可以与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有较为紧密的衔接，发达的祖先崇拜也是红山文化之所以能作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一个主要实证。先祖对于人类文明的创生具有关键性作用，祭祀先祖的礼仪以及祖先崇拜的传统，便也具有了传承文明、延续文化根脉的意义。因此，红山文化中鲜明的祖先崇拜痕迹对于追溯和挖掘中华文明“敬祖”的文化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敬天”“法祖”相贯通的“天人合一”理念

　　对于天地与先祖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生命观和文化观，“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敬天”与“法祖”之间的贯通性渊源，也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重要载体，而“天人合一”思想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得到鲜明体现。

　　牛河梁遗址中，女神庙坐落在北山顶部，南部第二地点3号冢为祭坛，二者虽发现时间有先后，但在当时为配套建筑。对于这一点，郭大顺先生指出：“牛河梁北庙南坛的布局，表明祭祖与祭天是红山人主要也是相互有所关联的祭祀活动，庙为祭祖，坛为祭天，体现出红山文化的宗教信仰已非孤立零散，而是趋向体系化。”据此可以推测，在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心目中，先祖与天存在着某种联系，二者共同以一定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和实际生活。

　　此外，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其中，陶筒形器是当时极具特色的一种祭器，上无盖、下无底，摆放在冢界周围，在祭祀时寓意着祖先的灵魂可以上通天、下通地，或者魂入天、魄入地。中心大墓的石竖井，或许寓意着墓主人灵魂永远不灭，并护佑子孙后代的平安。1号冢4号墓还出土了两件玉猪龙，一青一白，背对着头向下摆放，双腿交叉，考古界称之为“天地交泰”，亦为“阴阳之和”。以上例证再次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先祖与天地已经有了深刻的渊源，“天”与“人”、“法祖”与“敬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合。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在探索世界、认识自我、总结历史的过程中所共同指向的思维和认知，渐而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而红山文化牛河梁祭祀性建筑遗址和众多丧葬文物的出土，有力证明了“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核心理念早在5000多年前即已萌芽、发展。这样的思想传统虽然古老，但并未过时，它在中华文明的不同发展时期以不同的哲学形态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认知。

　　当后世的文人津津乐道于殷商时期的“汤武革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明时期的“天道性命”时，当今天的我们漫步在天坛、地坛、先农坛以及各类祠堂时，都不能忽视上古时期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在祖国一隅创造了文明的曙光，开掘了中华文明精神的源头。

　　（作者简介：郜建华，西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研究员；徐佳希，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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