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龙门客栈》《龙门飞甲》《绣春刀》等古装武侠电影中，明代锦衣卫一身俊朗潇洒的飞鱼服吸引了观众的眼球。飞鱼服是明朝服饰曳撒的一种，其前身是蒙古人的服饰质孙。

　　曳撒，又称一撒、衣撒、衣色、一色，明代成为宫廷内侍、贵胄、文武官员甚至帝王骑乘、游乐、宴饮等场合穿着的重要服饰。明代曳撒分为辫线袍、褶子衣及马面式曳撒三种形制，其中，辫线袍及褶子衣是对元代服饰的继承，马面式曳撒则是对元代服饰的创新改造。

　　曳撒的历史溯源

　　曳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蒙古人的传统服饰质孙，质孙又被称为只孙、济逊，颜色、一色的意思。这种衣服的上衣下裳连于一体，衣式紧窄，下裳较短，腰间有许多褶子，并在肩膀和背部装饰有珠子。质孙腰间的褶子非常便于骑马射箭，原本是军士所穿着的戎服，后来逐渐演变为元朝内廷大宴时的官服。

　　元朝既有质孙服，也有质孙宴。质孙宴为开国皇帝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时举办的招待宗亲、大臣所专设的宴席。此宴集蒙古人传统饮食、歌舞、游戏、竞技于一体，场面隆重。宴会一般连开三天，赴宴者须穿清一色华贵的质孙服，并且每天要更换一次衣帽颜色都一致的服装。相传，忽必烈在一次质孙宴上选出一众怯薛（元代的禁卫军），赐予每人13套质孙服，每一套都镶有珍珠、宝石，十分华贵。

　　质孙与元代后来的辫线袍、断腰袍的形制十分相似。元代名儒郝经在《怀来醉歌》中载，“胡姬蟠头脸如玉，一撒青金腰线绿”，看来当时已有“一撒”这一名称，辫线袍与断腰袍统称为一撒。《元史·舆服志》载：“辫线袄，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褶。”辫线袍（袄）的形制特征为窄袖束腰，上下分裁，腰部有细褶，腰部以上缀有辫线。元代《太平风会图》绘有一男子穿着绿色长袍，长袍上下分裁，下摆有大小相似的密褶，衣身左侧未开叉，腰束巾带。这一长袍即为断腰袍，虽与辫线袍在领襟等局部细节上略有差异，但可看出“上下分裁，腰部有密褶”的典型形制特征是一致的。

　　明初刊刻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以图录形式画出一撒的形制，服饰特征为交领右衽，小口窄袖，上下分裁，腰部有密褶，图录右侧明确标注服饰名称为“一撒”。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统治，其中包括对服饰制度的改革。为了维护明王朝的正统性，朱元璋认为有必要“悉复中国之旧”，为此颁发多条恢复汉服的命令。在朱元璋的推动下，明朝的服饰逐渐回归到中原传统服饰的风格。但明朝也将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服饰保留下来并进行改造，这在曳撒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这样描述曳撒，“胡服也，其短袖或无袖，而衣中断，其下有横褶，而下腹竖褶之。若袖长则为曳撒”。1971年，山东邹县（今邹城市）明鲁王朱檀墓出土了一件织金盘龙纹黄缎袍，袍服前胸、后背及两肩饰柿蒂形织金纹饰。袍服形制为交领、窄袖、右衽，上衣连下裳式，下裳在腰间有褶裥。这件工艺精美的黄缎袍与《觚不觚录》中描述的曳撒样式基本一致，很可能是曳撒的早期实物，对于研究明朝服饰制度和工艺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元代骑马背文书陶俑身着曳撒。

明鲁王朱檀墓出土的织金盘龙 纹黄缎袍。

　　曳撒的演变与创新

　　明朝将辫线袍正式纳入服饰体系。《大明会典》规定：“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诸色阔匾丝绦，大象牙雕花环……”辫线袍从明初一直沿用到明代晚期。

　　明代方以智在《通雅》卷三十六中记载：“近世摺子衣，即直身，而下幅皆襞积细摺如裙，更以条环束要（腰），正古深衣之遗……”褶子衣的考古发现及图像资料较为丰富，集中于明代中晚期，诸多出土实物证实了褶子衣与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中所载“一撒”的形制一致，是元代断腰袍的延续，也是明代曳撒的另一形制。

　　明代还有一种经过改造的曳撒。明代官员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褶，往两旁起。”服饰形制为前身分裁，腰部以下有“马面”，“马面”两侧往衣身左右有折褶，后身通裁不断，两侧有出摆，这就是马面式曳撒。马面式曳撒对辫线袍及断腰袍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形制改造，但腰部有褶的典型特征被保留下来。

　　明朝初期，曳撒主要为官吏及内侍所穿。由于曳撒的款式不如圆领款和直身款的服装正式，因而通常用于日常等非正式场合穿着。明朝中后期，曳撒的款式和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与汉服元素进一步融合，并且越来越追求华丽时尚之风，出现了蟒纹、麒麟纹、飞鱼纹等充满中原文化特色的花纹装饰。

　　明代大量的宫廷绘画作品描绘了皇帝穿着马面式曳撒的形象，这也反映了当时宫廷和社会对于这种服饰的认可和接受。《宣宗行乐图》中，宣宗朱瞻基就穿着曳撒玩投壶，身边的太监也穿着曳撒。明代后期，除了褶裥的变化之外，曳撒的辫线逐渐被省略，衣身和袖子也愈加宽大，从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窄袖变为琵琶袖。

《宣宗行乐图》中宣宗着马面式曳撒玩投壶。

　　透过历史可以看到，曳撒在明代广为流传，成为皇帝、贵胄、宫廷内侍以及文武百官的主要服饰。明代男子为何偏爱“百褶裙”？这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与融合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华服饰随着时间和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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